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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盟军对柏林轰炸的不断升级，死亡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人们开始寻找一切可能的掩体来保证安全。公寓的地下室里挤满了人，那些挤不进去的纷纷躲到了公共防空洞中。主要的政府办公楼都成了避难所，3座巨型防空炮塔经过改造也变成难民聚居地，混凝土防护层厚达2米。柏林最大的难民营位于动物园防空炮塔的地堡中，共分上下6层，地上4层，地下2层，墙体厚度达4。5米。数以千计的难民涌入了这座建筑，里面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没有厕所，没有持续的生活用水，没有食物供应。为了活命，人们必须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到外面去寻找食物。
除此之外，柏林的地铁也成了难民集中的地方。尽管有传闻说苏军计划淹没这些地方，成千上万的民众还是涌入了地下。而在地上，街道的十字路口布满了宪兵设置的反坦克路障。有关叛逃士兵被吊死在路灯上的传闻正在人群中迅速蔓延，但这依然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人脱下军装，混入平民之中。随着各种烧杀抢掠的传言愈演愈烈，人们心中的恐惧感日益加重，难以名状的恐怖正笼罩在每个人心头。
由于战乱，柏林许多街道都成了露天的臭水沟，成群的老鼠开始涌现并四处逃窜。戈培尔（当时的柏林市市长）严令禁止任何有战斗能力的人在帝国最需要时擅自离开，他指出，元首不会前往巴伐利亚，那些企图逃跑的人都是懦夫和叛徒。对于这一命令，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但只有一个部门例外，那就是黑尔姆特·雷曼将军的总指挥部，当时他负责柏林全城的防卫工作。那个星期六的早晨，指挥中心大楼就被纳粹党的文职官员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都想获得军方的豁免权以出城保命。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军事失利时期，正是这些人在不停地指责军队的懦弱无能，如今他们却要看军官的脸色行事。对于雷曼来说，这种掌控别人生死的感觉想必很好，不过他也很高兴看到这帮家伙从自己眼前消失，一旦打起仗来，这些人都是只会抱头逃命的废物。当天早上，他一口气签发了2000份豁免令，把这些“金色的野鸡”全都打发走了。
不同寻常的是，当这些“金色的野鸡”纷纷逃离时，来自党卫队国外军团的纳粹狂热分子却如潮水般从各地涌入柏林。但也并非所有的党卫队成员都如此忠心。当天早晨，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再次拜会瑞典的勃纳多特伯爵（Count Bernadotte），寻求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并实现自己取代希特勒的野心。
在南线措森，苏军迅速击溃了前来狙击的德军装甲部队。至中午时分，逼近德军最高指挥部，而此时的德军防御力量实质上已经形同虚设。令人惊奇的是，苏军坦克此时却停止了前进的步伐，原因是燃油耗尽！这给了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以可乘之机，他们用铁拳式反坦克火箭让苏军遭受一定损失。直到下午1点，克雷布斯才接到命令撤出地堡。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转移到位于柏林西面临近波茨坦的橡树空军基地，而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则移至克朗姆尼兹附近的一个坦克基地，在人员向西北撤退过程中，还被德国空军当作苏军坦克部队而误击。当天下午，苏军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措森地堡，门口只有4个喝醉酒的德国士兵在欢迎他们。进入地下后，苏联人立刻被眼前的这个超级堡垒惊呆了，他们四处游览一番，欣赏这个完美的杰作。恰巧此时电话铃声响起，一位苏联军人拿起了电话，电话另一头是一位德国军官，他焦急地询问着措森的战局发展，“伊万来了。”苏联人高声回答。
当柏林城里的希特勒已经看到末日来临时，哈尼斯和我还在向东努力找寻库茨克的部队。一个现实问题是摩托车的燃料即将耗尽，我们无法再继续往前。于是我让哈尼斯留下，躲藏在田边的一个地窖中。而我则独自上路，徒步前往寻找库茨克。库茨克的部队驻扎在雅各布斯多夫，那里正遭受着苏军炮火的猛烈攻击。库茨克带领着一排士兵埋伏在一个花园内，透过树篱缝隙向苏军士兵进行射击。呼啸而来的炮火击中了花园的墙壁和旁边的农舍，现场一片狼藉。库茨克拿着一把MP…40自动冲锋枪，拼命向前方开火。
希特勒的孩子们（4）
“你来这儿干什么？”他乘着下来重新装子弹的间隙问道。
我大声吼出了指挥部的命令：“不许投降！不许撤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守住阵线！”
库茨克表情严肃地看着我说：“我们需要增援。你先吃点东西，再睡一觉。”
哈尼斯还在地窖里待着，我不想让他等太长时间，但库茨克的命令我不能违反，所以我必须留下。所有阵亡和受伤的士兵都被集中起来，有几个姑娘拿着新鲜的牛奶和用刚出炉面包烘制成的三明治。我不知道这家农舍的主人都去哪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回来。为了表示尊重，我没有睡在他们的卧室里，而是躺在谷仓的草垛上睡着了。睡觉的时候，我摘掉了头盔，手里紧握着枪，不多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感到背上被人用靴子踢了几脚，我一下子惊醒了。是一个苏联士兵！他正试图把我翻过身来，难道他以为我已经死了？很显然，我的身躯已经变得僵硬，就像死人一样。我紧闭着眼睛，不动声色。他拿走了我的枪，我以为他会一枪毙了我，心里想着自己离死期不远了。
当时，虽然我闭着眼睛，但神智却非常清醒，感觉也极其敏锐。不一会儿，我就感到周围开始变热，听见干柴烈火燃烧时的劈啪作响。我立刻意识到谷仓着火了，那个苏联人肯定会杀了我，然后再把我烧成灰，一点都不留下！这些可怕的念头在我脑中涌现，让我变得思绪纷乱。我死了，就没人能去通知哈尼斯，库茨克和阿克斯曼也不会知道我的死讯。安妮·玛利亚，我的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朋友和同学，他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命运，永远也找不到我。除非我的身份牌不被烧化，同我的骨灰一起被发现，否则“失踪”就会成为我最终的判决。我陷入了绝望，不再奢求偷生，只希望立刻得到解脱！快扣动扳机！开枪！开枪！结束这可怕的一切！
周围的温度不断上升，快要烧焦我的皮肤了，嗓子就像着了火一样。我无法继续坚持，从僵硬的状态中转过头来，睁开双眼，那个苏联士兵已经离去，周围浓烟密布，令人窒息。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出了火焰和浓烟的包围，正准备跨出门口，突然一颗子弹掠过我的左上臂，划破了我的制服。难道苏联人还在屋外等着杀我？
这时，从滚滚烟雾中走出几个身影，为首的第一个人并不是苏联士兵，而是我的同伙，苏军已经被击退了。在第二天黎明前，库茨克交给我一封急件，嘱咐说：“敌人已经被打退了，我们会继续坚持，但需要紧急增援。”
库茨克最后对我说的3个词是：“增援！增援！增援！”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我想他肯定是与手下的众多青少年战士一起阵亡了。面对装备精良且数倍于己的苏军，他们显得如此势单力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在柏林，面对即将来临的灾难，人们陷入了更大的恐慌之中。苏军在攻克措森之后，并未做过多停留，而是马不停蹄地向柏林进发。先头部队已经逼近柏林西南郊区，另一部则向西直取波茨坦。至4月21日晚，当我还受困于谷仓烈火中时，苏军已经突破城郊防线，对柏林形成了合围之势。在东面，苏军已经控制了从吾斯特豪森到伯纳的环线公路。陷于钳形攻势中的柏林，正一步步被苏军的钢铁洪流所碾碎。
迅速恶化的军事形势让地堡的夜晚充斥着疯狂和恐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苏联人准备给纳粹最后一击时，整个柏林城却失去了负责防御的军事指挥官。希特勒撤销了雷曼的职务，并指责他办事不力，难当大任。希特勒转而任命一位纳粹的党政工作人员接替其职，但很快又将他撤职。事实上，当时柏林的防御体系非常混乱，毫无组织性可言。这样的局面无论谁出马都于事无补，结局只能是失败。
当时，阿克斯曼和魏德林将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魏德林认为应当解散国民突击队和希特勒青年团，让他们回家以挽救更多的生命。而阿克斯曼却坚决反对，不管结局如何，他都要率领希特勒青年团战斗到最后一刻，以死来向他的元首表忠心。阿克斯曼经常在我面前宣称：“希特勒青年团是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