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发展小城镇建设。这些政策使农民得到了休养生息。
从上表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个时期的1959、1960年，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仍然大量征购和出口，直到1961年才开始调入
和进口。第二个时期，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却采取了低征购率和大量进口政策。一缩一盈，一消一长，自然就使两个时期人民粮食占
有水平相差甚大。这种差别反映在吃商品粮有基本定量保证的城镇居民身上，尚不算悬殊，而对于农民，影响甚大。
应该说，两个时期的历史情况也不相同。在以农业产品为主要原始积累的50年代，国家财政力量十分有限，不得不大量征购和出
口粮食。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这个总政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国家已经初步奠定工业化基础的70年代末期，采取进口粮食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不仅是政策的考虑不同，也是客观条件变化的支持，得益于多年的积累增加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含有“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从领导人的着眼点看，但50年代末期的浮夸风，是个严重失误。
二、“大跃进”时期过高地估计了主观意识的作用和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把“人定胜天”的决心当作了现实，加上“反右倾”
的需要，因此对抗灾没有及时地重视，反而继续要求“大跃进”，对农业及抗灾投资也相对较少。
应该说，在发动“大跃进”的1958年就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为防治自然灾害进行了重要的准备。但是，这种仍属非常低下程
度的农村抗御灾害能力却被浮夸风拔高到不适当的高度。1958年3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赞“徐水县仅仅用了三个月的
时间，就基本上消灭了水灾和旱灾”，“是在全县规模上又快又好地组织全面大跃进的一个好榜样”。
4月7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其中规定：在一年内基本消灭水灾和旱灾的县（市），都可以派代表参加年底在北京
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这样一来，许多地区都纷纷宣称根治了自然灾害。
1959年出现严重春旱之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防灾抗灾是注意的。4月17日，他看了国务院关于山东等省春荒缺粮的材料后，
亲自拟定题目《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要求在三天内用飞机送到15个省的第一书记手里，迅即处理紧急危机（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209页）。24日，他又对东部沿海发生风暴的报告批示：“再接再厉，视死如归，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
此种气概。”（同上，第217页）但是，到了8月庐山会议以后，由于“反右倾”的政治压力，一些地区隐匿灾情不报，或者报告已经
战胜了灾害，使从中央到地方产生了盲目乐观的影响，对自然灾害的严重程度和持续三年之久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对措施。如8月1日，
新华社内部报道说广东增城县遭受重灾，“总的印象是情况很好，比想象的好。受灾之后并不是什么都‘荡然无存’，农民生活安排
生活安排得不错，生产蓬蓬勃勃”。
毛泽东看后更加深了人民公社和食堂“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的认识，要求继续进行“大跃进”。到1960年3
月习仲勋送来安徽“饿死人事件”的群众来信，周恩来等才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之前，尽管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也进行了各
种抗灾斗争，但并没有及时地作为全国的中心工作，报刊上反而更加宣传“有了人民公社什么自然灾害都不在话下”的“豪言壮语”
。综合国力的低下，也使当时投入的资金十分有限，6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均只有0。61亿元，50年代
更少。
接受“三年自然灾害”的教训，经济好转以后，国家对防灾抗灾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
广积粮”政策。在具体部署上，1966年由国务院召开了北方8省市区抗旱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指出：“北方抗旱是长期的事
情，要做长远打算。”决定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等国务院领导分别担任各省区的抗旱工作组组长，周恩来还亲自担任
河北组组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1972年、1977年国务院又先后召开了14和17省区市抗旱会议。从1971年起，成立了中央防汛抗
旱指挥部，由总参、计委及水电、农林、财政、商业、交通各部组成。各地区、各部也建立了相应机构，防治自然灾害成为全国的长
期性工作。70年代，中央财政补助各省的特大抗旱经费实际支出，年平均为2。05亿元，相当60年代的3倍以上。
1978年出现大旱灾之初，国务院即召开全国会议，王震、康世恩讲话动员，要求各部门地区作为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李先念、陈
永贵还亲临灾区视察和指挥。11月，国家决定拿出10亿元支持各地抗旱。对防治灾害的重视和投入，成为1978年战胜灾害的重要因素
。
三、两个时期的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持续时间、影响程度不同。
1959年…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其损害力及致使人类承受灾难能力的衰减，绝非算数级数
，而是成几何级数。
而1978年的灾害虽然严重，只集中在一年，1977年和1979年自然灾害属于轻度和中上度。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一直持续了三年，有的“左”的政策到1962年才全面纠正。
而1978年开始的“跃进”则在提出时就有不同意见，纠正较早。1978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规划时，邓小平提出：还是说
稳当一些好。我们的总产值达到美国的水平，按人口平均也比美国差得多。到那个时候，农民的比重仍然会这么大。就是160元，生
活也不怎么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了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盲目“跃进”只实行了不到一年就得到抑止。而且，由于国际环境和思路
的变化，1978年“跃进”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大量引进外资，以后分期偿还。虽然超过了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对农业影响不是很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因素必须考虑：
四、两个时期的生产力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与1957、1962年相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增加了96和14。5倍，化肥施用量增加
了22。7和12。4倍，农村用电量增加了179。7和14。7倍，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是巨大的。灌溉面积与1957、1962年比增加了64％和47％，
而且质量有很大变化。1958年“大跃进”中的兴修水利，成绩很大，但片面追求数量，缺乏科学论证，发挥效益不高，有不少半途而
废。1959年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已经指出：“水利建设经过去年的努力虽然获得了很大成绩，全国水利工程的设计灌溉面积已达
十亿亩，但其中有一部分‘有库没有蓄上水’或‘有库有水而渠道未修好，土地未平整好’等等原因不能发挥作用，或者不能充分发
挥作用。” 在耕作技术上，1958年曾经盲目提倡土地深翻，打乱了耕作层，将生土翻上来，不仅浪费劳动力，而且土壤肥力下降。
从70年代初期起，在“农业学大寨”的背景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农业机械化高潮。平整土地、治河修渠、坡
地改梯田、治理盐碱地、打井抗旱、兴建水电站、生产农业机械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据统计，1978年与1957年相比，全国农田机
耕面积增加14。4倍；机电排灌面积增加19。7倍，占总面积比例由4。4％上升到55。5％。虽然这一时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也出现了违
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现象，但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使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上了一个大台阶，“因此可以说，从70年代开始
，我国灾害防御能力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减轻自然灾害报告》，1994年5月日本横滨联合国减灾大会中国政府文
件）。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
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很大改善。袁隆平等人于1973年育成的籼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976
年至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改革耕作栽培制度也取得很大成效，70年
代起北方扩大夏播作物复种面积，将两年三熟改为一年两熟；南方发展双季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