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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
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刘少奇选集》下卷第337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
人祸”的判断。
但是，又过了一年多的夏秋之交，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
”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直到1978年以前，“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取代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
‘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这与刘少奇当年代表中央所作的判断，是基本相同的，以后的党史、国史著作在总结其原因时，大都是
从这三点表述的。
但其后一个时期，在具体历史叙述中，一些著作里也出现了片面的问题。
笔者查阅了1989年至1999年国内外出版的十几部有关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体裁著作，多数详尽地分析了“大跃进”决策的
错误（这是完全有必要的），而对自然灾害只用“加上发生了自然灾害”一句带过；有的专门研究“文革”前十年历史的著作对此原
因只字不提；还有的专门记录二十世纪灾祸的志书，小至工厂火灾都有记载，独不见一字提到“三年自然灾害”（李原、黄资慧：《
21世纪灾祸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仅有的一部以记述“三年自然灾害”为名的著作对自然灾害只用了1％的篇幅，其余都
是讲“人祸”（楚汉：《中国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长篇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一些学者甚至否认当时有自然灾害。有人认为出现经济严重困难局面，“恶劣的天气并不是1959年所发生的事件的原因，计划错
误才是重要原因。”（尼古拉斯。R。拉迪：《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年美国三一
学院教授文贯一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针对“目前已提出的一些假设”如“气候原因导致自然灾害”指出：“以统计数据看1958年气候很
好，1959年正常，因此气候无法解释58年就开始的饥荒。”（《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2月27日报道：《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
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年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
：1、“过量的粮食统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与非理性消费行为”。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自然灾害
的因素（《二十一世纪》1998年8月号）。
还有人甚至认为：“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
史上的最好时期’。”（金辉：《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方法》杂志1998年3期）。
这样，四十年过去后，就存在一个问题：究竟有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其对“三年经济困难”的出现具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三种：
1、过去的历史研究存在着研究社会史较多、研究自然史较少，研究生产关系较多、研究生产力较少的缺点。偶有涉及，也没有
全面把握。如某一本几十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三年自然灾害”不着一字，却用较多篇幅介绍了其他洪涝灾害程度较小
时期的抗灾斗争。
2、当时的报刊出于宣传“大跃进”需要，对灾害本身报道较少。以后这方面公布的历史资料也不多见。至1995年国家统计局、
民政部编《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简称《灾情报告》）出版以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系统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自然灾害的著作。
3、个别著作存在史实上的误解和观点上的偏见。
2000年是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最后一年，90年代相继发生的洪灾、沙暴、旱灾、蝗灾，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灾害历史教训的注意。
本文拟以我国农业粮食生产为主要视角，考察“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危害及当时推行超越现阶段的生产关系（包括各种错误决策）
对农业造成的损失，用计量方法找出两者可供比较的数据，说明其影响程度及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工业损失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小，其
成因还包括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等复杂因素，暂不考虑）。
一、天灾的因素
中国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是气象（包括旱灾、雨涝等）、洪水、地震等，1958年以前，自然灾害的程度基本为中等或以下。
其中1954年的洪水灾害较大，从受灾面积看，仍“属中等水平”（《灾情报告》第374页）。
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
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灾情报告》第378页）。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比例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
、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而且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影响十分
严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龙江出现严重春旱，影响300万公顷农作物，黑龙江受旱达4…5寸深，为历史罕见。4…5月的霜冻造成华北
、黑龙江50多万公顷农田受灾。与此相反，从2…6月，南方三次出现洪涝灾害，珠江、长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滥，造成200多万公顷农
田被淹。3…6月，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又发生风雹灾害。进入夏季，旱灾、洪涝情况开始对移。
6…8月出现江淮流域为主的大旱灾，到7月下旬受灾面积已达821。2万公顷，持续到8月上旬扩大到黄河以北和西南内陆，受灾面积
达2276万公顷。7月下旬，河北、北京、黑龙江地区突降暴雨，山洪骤发，200多万公顷农田被淹。
7…9月，东南沿海遭到5次台风侵袭，最高达12级，使120万公顷农田受灾。
本年灾害从受灾面积看已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更重要的是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
，还出现了建国以来不多见的蝗灾、粘虫灾、鼠灾。
本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超过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
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
，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35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中国统计出
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五十年汇编》）。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月，从去年秋天开始就缺少雨水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甘肃、陕西等华北、西北地区持续大旱，有些地区甚
至300…400天未下雨，受灾面积达2319。1万公顷，成灾1420万公顷。其中山东、河南、河北三个主要粮区合计受灾1598。6万公顷，成
灾808。5万公顷，分别达整个旱灾地区的68。9％和56。9％。山东、河南境内的黄河等河流都长期断流，济南地区的800万人生活用水告急
。进入夏秋，旱灾扩展到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等南方地区。整个大陆省区除西藏外旱灾面积达3812。46万公顷，是
建国五十年来最高记录。
6…10月，东部地区发生严重的台风和洪水灾害。5个月里台风登陆11次，高于以往平均数近两倍。台风过境时间高达10…20小时，
高于往年平均数三倍以上（《灾情报告》第379页）。台风造成暴雨频繁、洪水泛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