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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徐明远，跟他这样的年轻人在一起聊天简直是一种享受。他很有头脑，思想也很深刻。虽然，由于以前的一番折腾使他对一切充满了疑问，不再盲目迷信什么了，甚至有些虚无主义。但是，他认认真真读书，认认真真探索，认认真真思考，我相信他以后是会做一番事业的。我一直坚信，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来到的，那时就需要许许多多他这样的人，关键是待机守时，多读书，多掌握学问。
今天不再写了，早点儿睡觉。
1月20日 星期日
这两天很奇怪，院里的邻居们一下子都对我很冷淡。昨天上午，我看见任大爷在门前，就上前去与他打招呼。他只是漠然地冲我点点头，转身又进屋了。今天晚上，我下班回来，见范老师到自来水龙头前提水，笑着冲她点一点头：“你们下班挺早啊？”她听见了，却低着头，没理我。我又重复一句，她才慌乱瞟我一眼，应付一句：“是呀，是呀。”提着水桶就走了。
我心头充满疑云，这是怎么了？我又不小心得罪谁啦？也许，是那一天，他们都帮助我来开锁，得罪了谢大妈一家人，也不愿意再惹是非，只好暂时冷淡我？或者，我身上的确有一股过于浓厚的“知识分子味儿”，与他们这些人从本质上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所以，我根本无法与他们沟通？唉，我越来越发现那种“遗世而独立”的老庄哲学，是可笑的了。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俗世间，你就不得不与别人交往，不得不去寻求别人的同情与理解，也不得不将自己融合人其间，哪里“独立”得了呢？
这些日子，二柱子见了我，却总用一种讥笑又冷漠的目光盯住我。我与他碰面，只是照例向他点点头。他从鼻子里哼一声，又用残酷的眼神死盯住我，似乎我是一只已落入狼嘴里的可怜小羊。他用这样的眼神告诉我，我作为一个人的权利早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假如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来临，他就是一个手持皮鞭的红卫兵，我将是跪在他脚下的老右派。
算了，我真不愿意去想这些了。并不是仅仅因为恐惧，而是没有用。它的表层只是一种凝结的罪恶，它的深层呢？我的那本学术著作《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快写完了。我打算在春节的几天，每天写四五千字，估计五天可完成两万字。我其实就是想深入地探索这个问题。在学术领域里，我像是一个前往南极的探险者。高举着这支常常漏水的破钢笔，一往无前地冲进中华民族文明的致命深处。
1月25日 星期五
早晨，我还躺在被窝里睡觉。“咣啷”一声响，一块砖头飞来了，幸亏有一块窗帘遮挡，砖头并没有砸进来，玻璃碎片也未迸进房间。
我昏昏沉沉从床上爬起，披上衣服，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玻璃窗户被砸了一个大洞，肇事者已跑得无影无踪，院里没有一个邻居走出来，询问一下或是安慰我两句，只见几家窗帘摇晃，大概他们窥视着我怎么办？
天色还是灰蒙蒙的。昨夜我写作直到三点半，刚刚入睡不到两个钟头，我只是呆怔怔站在院里。真的，我该怎么办呢？破口大骂，泄一泄我胸中的愤懣；吗？我做不出来。可能，即使我訇骂的语言出口，也还太过于文雅，太软弱，在他们看来又是一个笑柄了。唉，文明啊文明，你在野蛮的长矛面前是何其脆弱，只轻轻一捅，就被捅破了。
那么，只好继续忍耐吧。我转身进屋，只是觉得浑身筋疲力尽，躯体内的骨头都散了，血肉也干枯了，真的剩下一个臭皮囊了。奇怪，我内心里一点儿激愤的情绪都没有了。只是想想该怎么办？还是等到天亮后，到派出所去报案吧。我又呼呼睡着了，直睡到十点钟。
我醒来了，立刻就想到该去派出所了。我先将那块半截红砖装进皮包，戴上帽子，穿上呢大衣，走出了屋子。院里有几个孩子在放鞭炮，还有三两个邻居凑在一起聊天，他们只向我微微点头招呼，又用一种古怪呆滞的目光望着我。我也向他们一点头，就走过去了。
走了不到一个钟头的路程，我终于找到了派出所。正是春节假日期间，各个办公室都锁着门．只是值班室坐了一位年轻警察，正趴在桌子上睡觉。我唤醒了他，他颇有些不乐意地连打了几个哈欠，又点燃一支香烟，面无表情听我叙述。他又问我与邻居问有什么纠纷，我讲了和谢大妈一家人的摩擦。他用手掩着嘴巴打了个哈欠，敷衍了事点一下头：
“嗯，好吧，就这样吧。”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呢？”
“这个，我们还得调查。”他懒洋洋地说，“我一会儿给街道居委会打个电话，让他们也做做工作。这属于邻里间的纠纷嘛！让向阳院的院长多调解嘛！”
我笑了，指出谢大妈就是向阳院的院长。
“嗯！这个，这个，我就给居委会打电话！”他不耐烦地挥一挥手，“啊—；—；你还有什么事情？”
我从皮包里取出那块半截砖头，交给他。
“你拿这玩意儿给我干嘛？”他诧异地问。
“这是物证呀！就是这块砖头，砸破了我的玻璃窗！”
他瞥了那块砖头一眼，竭力忍住笑，“哦—；—；哦！我看见了。行啦，你拿走吧。”
我又默默将那块半截砖装入皮包里。我感觉到了，这位警察的讥讽眼神与二柱子很相像。我无精打采地走出了派出所，知道我是白来了一趟。唉，我还是太书呆子气，企盼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现今的中国，法律究竟在何处呢？一个年轻人只凭着身强力壮，就可以任意欺辱一位老年人。他们的眼睛里何尝有法律！法律又什么时候真正存在过？在革命口号掩盖下的暴力才是至高无上的。
1月28日 星期一
上午，去单位上班。军宣队领导忽然召集大家开会，传达一月二十四日和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两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的精神。会议期间，有江青的许多插话，政治上的针对性很强。看来，中国的政治局面又要变得复杂化了。
下午，分成各个小组讨论时，大家又东聊西扯起来，我无意中讲起二十五日那天早晨扔来一块砖头，砸碎了玻璃窗，还有谢大妈一家人的霸道行径。此事却成了大伙的热点话题，彭老面带恐惧神情地说：
“水泊呀，你不能再淡然处之啦，唔—；—；唔，这个事情很严重呀！”
“是呀，到底该怎么办呢？”又一个年轻人发问。
“唔—；—；唔，要依靠组织啦，你该向军宣队领导汇报……”
他没有说完，就被一阵哄笑打断了。大家都明白，找军宣队领导汇报，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还很可能把我的这间小屋收回来，使我连栖身之地也没有。
徐明远出一个主意说，“我看，问题的关键是派出所！他们本来应该管治安的，为什么不管？砖头砸了玻璃窗，他们也无动于衷，这不像话嘛！是官僚主义嘛！干脆，给派出所贴一张大字报！向他们施加压力……”
几个年轻人很赞成这个主意，并且说立刻就写。由他们几人署名，明天就贴到派出所去。英夫却连连摇头，反对说：“我看，你们这个主意很糟糕！反而会给水泊带来无穷后患……”
他分析说，由于我的政治身份有问题，最不适宜这样干。甚至，还很可能“授人以柄”。假若追查起来，我还会被加上“黑后台”的罪名。即使退一步讲，派出所接受了这张大字报，追究责任，我的管片儿民警受到批评，他心里不痛快，也会更来找我的麻烦……
我连连点头，同意英夫的看法。徐明远不服气，激烈反驳我们。又有人主张，几个要好的同事，例如明远等人可以去找二柱子开一回谈判，警告他们不要再欺负我了。
这时，司机小赵进屋来了，他叼着一根烟，趿拉着一双布鞋，问我们争论什么。听明白了缘由以后，他满不在乎地说：“就是这点儿小事儿呀……保证立刻就解决掉！嘿嘿，二柱子再也不会去找罗先生的麻烦了！你们放心，包在我身上。”
大家纷纷问他，囊中有何妙计？他哈哈大笑，又抽了几口烟，神秘地眨着眼皮说：“哈！这，你们就都别管了！嘿嘿……现在，我不能说。保密！”
我们都以为他是吹牛，开玩笑，也就没有放心上。我也打定主意，千条办法万条计，先是忍耐吧。而且，我的主要心思也没有放在这上面。我要来了那些评法批儒的材料，还有杨荣国写的那本书，准备仔细研究一下。《东西方文化精神概观》的初稿刚写完。在这本书中，我始终对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文化持强烈的批判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