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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念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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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封信。那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些右派在农场都只好吃一些代食品—;—;用花生壳磨成的粉,掺一些糠渣子,使我肠胃出血,大便也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我几乎难以支撑了,是少蓁的感情给我以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抄录信中的一段话给你们:
“……我的浮肿已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你一定要支持下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积攒了一年的粮票,又托人走后门,买了一筒高级点心,就连方方和圆圆也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一块呢,都是省给你的。我们等你回来过年呀……”
唉,不写了,不写了!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二弟与三妹的事,我已听说了。其实,你完全不必与她大吵一架。我们倘若多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看到许多事情的产生都是有着极复杂原因的,也就能宽容和谅解别人了。哈—;—;你以为,我又要向你宣传教义了吧?这正是我的人生观呢。我总觉得,爱和宽容,要比恨好。对于三妹,我的情感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确实很生气她挑拨我与少蓁的感情,起了极坏的作用。现在,又窜掇方方和圆圆与我彻底划清界线,甚至不与我见面。有时,想起这些事,我又感到诧异,她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为什么非要置亲哥哥于如此凄凉的地步呢?老实说,我心里不能没有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她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在少蓁自杀后,她收留了方方和圆圆,在经济上给了许多接济。这也就难怪方方和圆圆为什么听她的话了。唉,目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与我划清界线正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我对方方和圆圆不愿意和我见面,不愿意认我,绝无怨恨之心。对三妹也是这样。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你骗我!”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宣扬唯心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文化鸦片贩子”,等等。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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