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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屋子一角，做出满不在乎的神态。
妈妈提高了声调：
“这孩子太坏了，撒谎骗家里的钱，还上什么学，把他送去劳动教养算了，这家里管不了他！”
这时，坐在桌旁批改作文的外公慢慢地说了一句：
“劳动教养可不是想送就能送的。”
“那什么样的能送？” 妈妈说。
“是学校开除的才行。”
“他这么坏学校还不开除？”她转向爸爸：
“你去跟学校说去，这孩子家里没法管了，开除送劳动教养家里没意见！”
外公抬头看了妈妈一眼：
“行了！学校的事你们不懂。”
妈妈不说话了。
那的确是一次愚蠢的错误。
对我的惩罚是几个月不给零花钱。
八．生命的感悟
有一次挨了责骂，我蹲在院子里，心里生气又百无聊赖，用一把劈柴的刀在地上使劲地剁来剁去，外婆走过来一把将刀夺走，恶声恶气地说：
“干什么，想杀人呀！”
我莫名其妙，坐在地上直发愣。
我们住在“教子胡同”时，因为那里是回民居住区，要遵守回民的习俗，不能吃猪肉，也不许随意杀生。如果家里要杀一只鸡，也必须请阿訇来做。阿訇是专业的伊斯兰教职人员，在杀鸡之前要念简短的经文。我听不懂阿訇念什么，问外公，外公也说不清，说大概是道歉的意思。
在牛街的清真寺我还看过回民的开斋节仪式，开斋节上要杀一头牛，杀牛前也要念经文，仪式很隆重。
这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平等意识缘于对生命的尊重，不仅对人，也包括对地球上的一切生灵。不尊重生命会导致生命的毁灭，而这毁灭中没有胜利者。
《信息时报》佛山讯：
“一名怀疑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犯罪嫌疑人杜某，因长期对家庭状况不满心生恶念，佯装重病不能起卧，趁人不备，先用锄头将其后母砍死在一楼客厅，随后又上到二楼卧室，将熟睡中的父亲打死，并将作案工具锄头丢弃到屋旁鱼塘。”（2004…7…2）
有不少类似的杀亲案例见诸报道。
果必有因，因因而果。
不论外婆当时的话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透露出她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
这正应了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的一句话：
——行不公正的人比遭受这不公正行为的人更不幸。
小时我在屋檐下捉到过一只麻雀，放进一个大纸盒里打算把它养起来。邻居大爷说：
“你养不活它，这小东西气性大着呢！”
我不信。结果那只麻雀不吃不喝，在盒子里乱撞，饿到奄奄一息时把米粒放到它嘴里也不进食，最后死掉了。
我把它埋了，心里很难受，是我害了它。
这小小的麻雀——它既没有漂亮的羽毛，也没有动听的歌喉，却有别的鸟儿没有的“气性”！它为何如此倔犟，是天性使然还是环境使然，我不知道。
如此卑微的生灵都不容侵犯，视自由和尊严高于生命，真令人叹服。
九．外公的书
上中学时，从南京寄来一大木箱外公的书，都是线装的。是一套《四库全书》，书的扉页上写着——曾国藩编，李鸿章校。（注） 包括经诗子集四大部分，简直是古典文学的百科全书。
每年夏天过后，我都要帮外公把这些书拿到院子里晾晒，防潮防虫。我也借机拿几本翻翻。外公看我喜欢，也答应借给我看，条件是一次拿一本，看完了再换，不许借别人，不能损坏。我先后借过唐诗，元曲等内容的书二三十本。对我的文学爱好影响很大。
外公请“荣宝斋”的人来看过，当时的出价是十五块钱一本，外公没有卖。可惜这些书在文革中全部遗失，那是后话。
星期天外公带我逛过天桥，天桥其实离我们家住的珠市口不远，不过在一片胡同里，我自己可找不到。
那时天桥还有撂地的场子。说书说相声的，变戏法的，摔跤的，练武术的各围一块场子，观众站在四周，练手艺的开场通常是两个人，一说一捧：
“光说不练——”
“假把势！”
“光练不说——”
“傻把势！”
“能说会练——”
“那才叫——真把势！”
然后连说带练，十分的卖力。那些节目都很有意思，常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自从认识了这个地方，周末逛天桥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文化活动”。
“天桥把势”靠手艺吃饭，很讲义气。他们的原则是“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观众中不少是像我一样半大不小的孩子，都是一分钱也舍不得扔的；但他们不欺负小孩，要钱时从你面前转过去也不会难为你，可以放心的免费观看。就是大人们不给钱也没有关系，只是别一见收钱扭头就走，那是要受到摊主的奚落的。
老天桥的豆汁二分钱一碗，外带一小碟咸菜。那真是一道廉价的美食。尤其是冬天，你慢慢地品着滚烫的豆汁，越喝越香，身子也越喝越热；喝完豆汁去看天桥把势的表演，就像如今吃完比萨饼去听音乐会，绝对的舒服，惬意。
由于从小在南方长大，我对北方冬天的严寒特别不适应，到北京没多久就得了慢性鼻炎，老流鼻涕。家里人对我吸鼻涕特别反感，时常呵斥：“去去！快擤鼻涕去！”
小时候北京的冬天似乎特别的冷，记得好像是上初一的那年，我的手和脚都冻了，肿得像胡萝卜一样；到后来手指头溃烂化脓。外公带我去医院看，拿回纱布和敷的药。不论在家还是在学校，我都能自己换药；在手指上敷药裹纱布容易，最后打结比较困难；我学护士那样把纱布头剪成两叉，再用牙齿配合另一只手将纱布头打结系好，往往要尝试几次才能成功。我换药时妈妈和外婆离得远远的，她们嫌脏。
冻手冻脚是件很麻烦的事，走路疼不说，写字都不方便；而且会在相同的部位反复发作。今年要是右手的食指中指被冻伤，明年就还是这两个手指头被冻；这困扰了我好几年。后来听了一位老医生的劝告，从入秋开始天天坚持用冷水洗手，冬天用雪擦手，这个毛病才断了根。
注：《四库全书》是乾隆年间编纂的一套丛书，之后清代不断有人修编。本人学浅，尚未在相关资料中找到曾﹑李二人编校的记述。
十．失落的大学梦
老是蹲在书店的角落读书损害了我的视力。上中学后，我的视力下降得更厉害，因为看不清黑板上的字，座位不断地向前移。初二体检时，我的视力到了0。7，校医建议我配副眼镜。我回家说了，妈妈斜了我一眼，挖苦地说：
“这么点儿大的学生还想戴个眼镜，显得你有学问呀！”
妈妈说得不错，那时学生里戴眼镜的不多，连我自己也不好意思假装“有学问”。
但是眼睛不争气，终于到了坐在第一排也看不清黑板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写了个条子，让家长给我配眼镜，否则无法安排我的座位。
这回他们同意了。
我自己到眼镜店，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花了三块多钱。
班上的“小眼镜”总共才五六个，还真有的同学挺羡慕我们的。
后来我一个人去探望奶奶，奶奶看我长了“学问”，知道是读书读的；她拉着我的手怜惜地说：
“你好好念书，将来上大学，那样才有出息。”
她看我无语，接着说：
“你放心，上大学有我供你。”
我听了鼻子酸酸的。
奶奶是有一些钱，听说那是离开南京时变卖了部分家当；另外南京的房子委托亲戚出租，还收点房租。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和我提过什么上大学的事，指望他们是不可能的。
奶奶没上过学，仅认识有限的几个字，但她希望自己的孙子上大学。
爸爸妈妈据说都是高中毕业，可他们并不盼我有什么出息。
我望着奶奶，不知说什么好。
在学习上我有充分的自信。我爱好文学，语文老师夸我的作文写得好。俄语是我的强项，数理化也是我喜爱的课程。我还特别喜欢几何的证明题，那缜密的论证，严密的推理和完美的逻辑让我着迷。我和班上的几个男生已不满足于几何作业，缠着老师给我们出些难题来做，还从杂志上找来一些偏题怪题。例如：“已知三角形ABC不是等边三角形，证明三角形ABC是等边三角形”；“已知四边形的边AB≠CD，证明AB=CD”；这些类似诡辩的题我们做起来津津有味。
除了无线电的爱好，我还是班内的国际象棋高手，所向无敌。
年少的我求知欲旺盛，学什么的感觉都是如鱼得水。
那个年代还不时兴成绩排名，但我相信在班上是名列前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