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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倒！就着这水洗，省点热水嘛！”
我在南京没这么洗过，看着脸盆里泛着肥皂沫的水直犹豫，可又不能违抗，只好拿自己的毛巾沾湿了在脸上擦两下。当我端着脸盆出去倒时，听见妈妈在后面说：
“哎哟哟，还嫌脏呢，真是的！”
可外婆和爸爸他们都换新的水洗，妹妹有外婆伺候着洗，也是用换过的水。
一个冬天妈妈都让我用她洗过的“剩水”。
放学后便是打酱油买醋之类，后来还学会了生火和劈劈柴。到北京的第一年冬天，我端着一大盆脏水摇摇晃晃地去倒，在污水池边滑倒，头磕在地上，一下子摔昏过去，是院子里的邻居把我扶回家。我额头上起了一个大紫包，我想哭，但没有哭。
每天躺在床上，我都想念南京，想念和奶奶在一起的日子，后悔到北京来；心想当初要是赖着不走就好了，奶奶一定不会强迫我。
我家那时住在西城一个叫“四棵槐”的地方，是一个大杂院。院子里的孩子们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地玩。邻居大妈有时把我叫到家里，给我一块糖或一点零食，叹息道：
“这孩子真可怜！”
我则高兴地跳回院子里继续玩。那是一个还不懂得忧愁，不懂得怨恨的年龄。
随后一起刻骨铭心的“冤案”使我懂得了怨恨。
我每天上下学要路过北海公园，碧绿的湖水，飘荡的小船让我想起了南方，那高高的白塔，又带着几分神秘；不少小孩子被父母领着高高兴兴地进去，兴高采烈地出来，很是让人羡慕。公园的门票是五分钱，五分钱在当时可不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我也没有一分零花钱。
一天下午放学，北海公园门前有许多解放军战士，他们穿军装的样子吸引了我，我跟在他们周围转来转去。
一个解放军叔叔问我：
“小朋友，想进公园玩吗，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
我当然喜出望外，那天和解放军叔叔一起玩得很开心。
回家后自然要问我为什么这么晚，我如实说了；父母还没有说什么，这时外婆又说话了：
“你们别信他编的瞎话！一定是让你买东西时扣的钱，谁会花钱请你玩，全是瞎说八道！”
父母顿时大怒，不容我再辩解。父亲拿了个板子，开始打我，我挨不过，只好哭着承认是贪污了家里的钱，外婆则像破了案的福尔摩斯一样得意。
我开始恨他们，为了报复，我真的试图偷拿家里的钱。有一天，趁他们不注意时，我从抽屉里拿出五毛钱藏到一个角落里；结果很快被他们发现，又挨了一顿打。
孩子们盼望的春节到了，来串门的客人有的给我压岁钱，那是快乐的时刻；我五角钱，一元钱的积攒，好不容易攒到三块多钱，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大数目。我还没来得及考虑怎么花，外婆就跟我说：
“小孩子拿那么多钱干嘛，不小心该丢了。把钱放我这儿，我替你存着，用的时候再一点点从我这儿拿，好不好啊？”
我听她说的在理，样子又从来没有过的和气，就把钱给她了。没想到过些日子再找她要时，她脸色一变：
“人家给你钱是人情，我们是要还人情的，哪还有什么钱！”
我听不懂她的人情理论，只知道大人骗了小孩子的钱；我又气又急，可是跟她要了好几次也是分文不给；父母在一旁冷眼旁观，不帮我说一句话。
我在心里骂外婆：
“骗子！骗子！”
有了这次痛心的教训，后来过春节拿到压岁钱我就迅速地把它花光。二踢脚，黄烟炮虽然贵，也要买一些过过瘾；为了能尽情享受，我还有“少花钱多办事”的办法，就是用一块钱买十挂小鞭，然后拆散了一个一个的放，能玩好几天。
四．外公
外公从南京来了，和我们住在一起。
我喜欢外公。外公戴着眼镜，样子非常有学问。他在南京当过小学校长，会讲很多故事。
他对我很和气，也很严格。比如洗手，我通常是把手在脸盆里划两下就算完；外公把我拉回去，先用肥皂把一只小黑手洗白，然后要我把另一只手洗得和这只一样。刷牙我也是敷衍了事，外公要求我刷牙时要心里数一百下。还有许多吃饭时的规矩：筷子不能在菜里来回拨动，夹了的菜不能再放下；眼睛要看自己的碗里，不能老盯着菜看，等等。
我觉得很麻烦，但还是乐意听他的。
最开心的是和外公一起洗澡。澡堂子真大，一排排的床，热腾腾的水池子，外公教我把毛巾卷起来给他搓背，然后他也给我搓；他给我搓得生疼，但很舒服。我给他搓时他老说：“使劲！使劲！”我奇怪怎么用力他也不疼。洗完澡躺在床上，会有人给你递上滚烫的毛巾，用它擦一把脸，哪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
爸爸就从来没有带我洗过澡，他好像总很忙。
外婆比外公厉害，外婆发脾气时，外公就不做声。
外公后来在北京的一所中学教语文，直到“文革”时退休。
南京打来电报，说爷爷突发脑溢血死了。
我脱口而出：
“活该！”
“不许瞎说！”这次先斥责我的是外公。
父亲去南京办丧事，然后奶奶也到了北京。
五．南京回忆
我记恨爷爷是因为他打奶奶。我小时看见他打奶奶，奶奶掉泪，我跟在旁边嚎啕大哭。
爷爷性格古怪。他一个人住在小楼上，那间屋不许我进。我曾在奶奶整理房间时偷偷进去过，知道房间里有一台能说话唱戏的收音机，我猜想那里面一定藏着小人儿，想到收音机后面看看，被奶奶慌忙制止了。
南京的家是位于“文昌巷”的一栋二层小楼，还有一个我记得非常大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一棵石榴树；这两棵树给我的童年带来不少快乐。
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进了南京的一所“幼稚园”，即现在说的幼儿园。奶奶后来不止一次引以为荣地告诉我，幼稚园的老师夸我干净，从不尿床。
我记得，老师带我们去公园坐船，湖水清澈见底，水中游动的小鱼小乌龟就像在天上飞一样。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船上，看见另一条船上的老师要把饼干递给我们，把身子用力探过来；这边的老师也探过身子去接；有好几片饼干掉了出来，在我们的惊呼声中飘落到水面上，然后摇摇摆摆地扭动着，钻到云里。
我还参加过演出。我扮演“拔萝卜”里的老爷爷，穿小马褂，拿支烟袋锅。那是一个表现团结力量大的节目，老爷爷、老婆婆、小朋友和小花狗、小花猫齐心协力，把一只硕大的萝卜从地里拔出来。
拔萝卜，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不动，
拔呀拔呀拔不动。
小花猫，快快来，
拔呀拔呀拔萝卜，
拔呀拔呀拔萝卜。
……
这首儿时的歌我现在还会唱。
有一天不去幼稚园，我在家门口玩。有人喊：“飞机！快看，飞机！”我仰起头，看见大鸟一样的飞机嗡嗡地飞过，有个孩子惊喜地叫：
“我看见飞机上趴着的小人儿了！”
我没看见飞机上的小人儿，却看见飞机的肚子下面撒出了许多小点点，小点点越来越大，变成了漫天飞舞的纸片，“传单！传单！”人们叫喊着，大人们也像小孩子一样跑来跑去地捡传单，我也捡了不少，是红红绿绿的纸片，非常好看。我走到巷子口，看见马路上有好多的人，有打鼓的，有跳舞的，热闹的不得了，像过年一样。
那些传单是我的宝贵收获，我拿它叠小船，叠会下蛋的鸟，叠可以吹起来的球；那是我无师自通，看别的小孩叠时学会的。
现在想起来，那一天要不是迎解放军进城（1949年4月），就是第一个国庆日。
大概是我的小聪明误导了爷爷奶奶，六岁就送我上了学。我搞不清学校和“幼稚园”有什么不一样，只知道玩儿，结果糊里糊涂地留了一级，和七岁上学一个样。
我的学校叫“府游街小学”，记得早晨上学时路边排满了挑担卖螃蟹卖菜的小贩，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总要趁大人不注意时用小棍逗弄螃蟹的大钳子，被呵斥后拔腿就跑。
我不觉得没有父母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劲儿，但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一天放学后我在池塘边玩，为追赶鸭子踩到浮萍上落水，差点儿被淹死，被旁边洗衣服的好心妇女从池塘里拉了出来。我哭哭啼啼，失魂落魄，身上挂着绿苔水草，在一群看热闹的孩子的前呼后拥下凯旋般回家，让奶奶数落了半天。
常家在南京原是个大家族。据说祖辈是菜农，清朝时科举考出了个官，然后兴旺起来。到爷爷辈已是家道中落，当了一名律师。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