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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爸爸每说到此,我心里还有几分感动,这份感动或多或少能抵消一点对他的反感。但随着对他的了解愈来愈多,这份反感也就愈来愈强烈。
有一天,由一个本不相干的话头,他又开始了这番表白:
“无敌,你小时候那场肺炎得的厉害,那时候得肺炎死的孩子多了。大夫都说你不行了,扔了算了,我跟大夫说,求求你了,你救救他,我……”
“你真不如不救我。” 我打断他的话。
我瞪着他:
“你救了我,可之后你干了什么?你遗弃了我八年!”
爸爸一时语塞。
我转身而去,觉得胸中出了一口闷气。
我甚至开始怀疑他这番表白的真实性。
这段经历奶奶并不常挂在嘴头上,但也对我说过几回:
“你六个月大的时候,得肺炎发烧,先是抽,后来都背过气去了。乖乖,吓死人了,你鼻子那儿就还有一丝丝的热气;大夫说还有救,给你打进口的药;到后来,你哇的一声,哭出来了。大夫说好了好了,活过来了。啊哟,那回你是拣条命嘛!”
起初我并没有注意这两种叙述之间的差异,只为自己的死而复生感到庆幸。现在看来,这里面很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首先,我得病的“背景”应是母亲带姐姐离开之后,因为在父亲和奶奶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到她。这么说来,是恋上表妹的父亲把母亲先行打走,奶奶曾试图挽留母亲;而我就是在母亲离开后得的肺炎。
按奶奶从六个月把我带大的说法,以我的生日推算,我得肺炎是四六年的二月前后。冬春之交,正是此病多发的季节。
当我生命垂危,在鬼门关口游移之时,据父亲说,是大夫让把我扔了;而据奶奶说,大夫讲我还有救;那么到底是何人,要将昏迷不醒,尚有一口气的婴儿抛弃呢?
奶奶的叙述中没有提到我的父母。母亲是已带姐姐而去,那么父亲的作用呢?奶奶避而不谈,莫非有难以启齿的隐情?
再者,父亲不厌其烦地向我表白他当年的“救婴”之功,是想博得我的感激,还是想先入为主以隐瞒真相,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
我一时找不到答案。
直到后来,我看了伊朗最著名的导演马基德•;马基迪的电影《天堂的颜色》,才心有所悟。那是一个盲童与其父亲的故事,影片刚开始时,银幕上有这样一行字:
——你既看得见,又看不见。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在学校的门前,盲童穆罕默德焦急地等待父亲接他回家过暑假,门口只剩下他一个人了,父亲迟迟才到。他哭着拉着父亲的手说:“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实际上,父亲真的不想要他了。丧偶的父亲准备迎娶新的妻子,一心想摆脱这个瞎儿子。
但这遭到穆罕默德奶奶的反对。奶奶不顾风雨交加,出去寻找被父亲私自送走当木匠学徒的穆罕默德,不幸染病去世。
倒霉的穆罕默德成了他父亲生活中的障碍。
父亲不得不接穆罕默德回家。在过森林中的小木桥时,穆罕默德掉进湍急的洪流中,看着在急流中上下沉浮的儿子,父亲如释重负,似乎得到了一种解脱。就在他眼睁睁地望着穆罕默德越冲越远的那一刻,父亲终于良心发现,跳入水中。当他们一起被冲到岸边时,儿子已奄奄一息,穆罕默德无力垂着的一只手动了一下,这只手终于触摸到了“天堂的颜色”,不幸的穆罕默德终于“看见”了人心灵中的天堂。
他的父亲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这个电影曾获得2000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
四六年那严寒的早春,我恰似那个小穆罕默德。
一个仅六个月的小生命在命运的急流中沉浮,与病魔做生死之搏。
彼时彼刻,想弃之不救的到底是那位医生,还是准备迎取新妇,视幼子为累赘的父亲?
而最终救我一命的是良心发现的父亲,还是作为家长的,心地善良的爷爷和奶奶?
我想把影片开始时的字幕改动一下:
——你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六十年前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我既看不见,又看得见。
虽然我并不想看见。
三. 身为人父
一九七八年四月,我的女儿出生。我身为人父,担当起又一份责任。
我是在一九七七年的“五一”结婚的,妻子也是在密云工作的中学教师。婚礼在北京举办,老三掌勺,在家里办了一桌酒席,招待了妻子的娘家人。为我们的结婚,北京的“妈妈”还不错,为我们做了两床被子,买了床单,还有枕头。
“妈妈”说:
“那线绨的被面可不好买了,我排了半天的队,累死了。”
早在几年前,“妈妈”就多次告诫过我:
“你自己要攒点钱,将来结婚要用的。”
为了把话进一步挑明,她还和爸爸一唱一和,对我进行“自力更生”的思想教育。
“妈妈”说:
“无敌,你晓得吗,我就佩服那种自立的人。一个人要靠自己的本事,不能靠父母。”
爸爸接着说:
“我就是不靠家庭,十几岁就出去闯的,你看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嘛!”
他们话里有话,生怕我结婚时会花他们一笔钱。“妈妈”在单位干的是会计,在钱的问题上精明得很。
其实他们真是多虑。
我再糊涂也不会指望他们。
奶奶也不止一次地跟我说:
“无敌呀,你要存点钱,每个月存一点,将来结婚是要花钱的,没钱怎么行嘛!”
我答应着:
“我是存钱的,结婚我也会省,花不了什么钱。你就放心吧!”
我无法和奶奶说,每个月交给家里钱后就留二十块的生活费,吃穿加上往返北京的开销已是十分的拮据。奶奶年事已高,我不能让她着急。
“妈妈”承担了在北京我结婚的开销,这其中还有奶奶给他们的二百块钱。
“妈妈”其实没花什么钱。
妹妹,即“老大”,已从插队的江苏农村返城,在南京的工厂上班,她寄来了一对枕套表示祝贺。
在密云插队的“老三”也一年前返回城里,在铁路部门工作,只有老四还在上学。
“妈妈”跟我说:
“老二和老三就不给你买什么礼物了,我们就一起代表了,好吧!”
老二和老三果真就什么也没有表示。
我还能说什么。
这是一个想在儿女心中培育冷漠和自私的母亲。
后来弟弟妹妹们结婚,我都有一份在当时看来不薄的一份礼。
“妈妈”也不再说什么让他们来“代表”我。即便说了,我也不会那样做。
礼者,理也。
为人父母,居然不懂人伦道理,这就难怪他们过去的所为了。
结婚后,“妈妈”对我说:
“以后你就不要给家里钱了。老二和老三也挣钱了,家里不那么紧了,你顾你自己吧。”我早注意到,“妈妈”并不向老二和老三要钱来“帮助家里”。她这样解释:
“老二收入少,开支大;老三说自己攒钱,将来结婚不要家里的。”
我们的新家安在“密云师范学校”的教师宿舍,床和办公桌是学校的,我们自己买了一张圆桌和两把电镀的折叠椅。当时流行的还是“暖壶文化”,朋友和同事送给我们的铁皮暖壶就有七八个。
为庆贺我们,妈妈和姐姐从南方寄来了两床被面和一对枕套,都是丝绣的,图案精美,做工也好,我们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
女儿是出生在“北京友谊医院”,接生的护士说:
“这孩子生出来干干净净的,以后起名带个洁字吧!”
爸爸说:“叫常红吧,那多有意义!”
我们听从护士的建议,给她起名为常洁。
五.永远的愧疚
奶奶已是八十高龄,身体渐渐地虚弱。爸爸和大伯家因赡养奶奶引起的矛盾也逐步升级。爸爸当面指斥伯母为“江青”,使两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提议,要不我在密云县城租间房,把奶奶接过去住。爸爸想了想说:“我和你大伯商量商量。”过些日子他说和大伯讲了,可能是怕人议论吧,大伯不同意。
奶奶夹在两家之间,很是为难。有时不打招呼,大伯家说要出差,一辆三轮就把奶奶送来;而这边也照此办理,到时候一辆三轮把奶奶送走,不容商量。
我不知怎么好,每次看望奶奶,都感觉到她的伤心和无奈。有一回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在床底下摸摸索索找了一会儿,摸出一只很老旧的银灰色的金属碗,递到我手里:
“无敌,这是你小时候喂饭的碗,你拿去,留好了,别弄丢了。”
我小时用过的碗,奶奶还细心保留着!我有些意外。
我接过来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