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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也就是初入院时，小鹏举体温37。5℃，自己尚能单独行走。
8月3日，入院第二天，以肠道炎“对症下药”之后，小鹏举体温39。3℃，处于半昏迷状态。
苟妈妈一遍遍追问医生，“到底咋了？咋不见效，我鹏举的病倒更重了？”得到的答案是“没问题，能治好！”（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让苟妈妈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惨事：当天，医生要求苟妈妈续交够1000元押金，否则停止用药。苟妈查询之后得知押金余额还有600元，哭求对小鹏举继续治疗，由其老父火速筹钱，遭到拒绝。苟妈妈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爱子疼的死去活来，等待老交去借救命钱。）
8月4日，入院的第三天，押金交齐（这时医疗费已近10000元），治疗继续，小鹏举持续高温39。5℃，昏迷。
苟妈妈与老父多方奔走，院方紧急会诊后通知：小鹏举的生命最多能维持七、八个小时了！
睛天霹雳，将两代人震得肝肠寸断！
天塌了，地陷了，父女二人泪眼相向，不知何去何从……
救子心切赴平凉 满腔热望成绝望
不甘心！不甘心！
父女俩一样的心思，无论怎样，得把娃救活！
谁说了句“听说平凉有个陆军医院，医术很好”。
父女俩二话没说，连出院手续费也没来得及办，匆匆雇专车携小鹏举赶赴平凉。
8月5日晚7：50分，这辆满载生命希望的出租车驶进了平凉城。
苟妈妈跳下车拦人就问：“陆军医院在哪？”
所有人都是一个答案：“早撤了！”
几天水米未进的苟妈妈软瘫在这陌生的街头……
山穷水尽凝无路 柳暗花明有春晓
司机不甘心，跳下车拖起苟妈妈拦人再问：“平凉哪个医院好？”
总共问了7个人，有2个提到了“春晓医院”。
这辆满载生命希望的出租车，开向春晓医院……
8月5日晚9：00，小鹏举的母亲和外公将他带进了春晓医院。
“我这娃你们能不能治，能治就说，不能治我们走人！别等我们住了两天又说不能治了让走。”这是承载了太多太多的老外公对春晓医院的医生们丢下的第一句火爆爆的话。
当班医生沉稳地走向小鹏举，简短观察之后也丢下了掷地有声地八个字“肠梗阻、腹膜炎，能治！”
刘院长紧急协调已经下班的各检测、化验科室全力配合，再次核诊：肠梗阻、腹膜炎！
谈远大夫被指定为小鹏举的主治医生。
一系列的救治措施开始了——
8月5日21：00至8月6日18：00，21个小时后，小鹏举坚硬的腹部软化了，这意味着手术条件已具备！
6日18：00，小鹏举被送进了手术室。
手术整整持续了2个小时。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在这两个小时之内，谈大夫为小鹏举做了4个手术：剖腹探查术，肠粘连松解术，阑尾切除术，腹腔引流术！
做这4个手术，也就意味着小鹏举被送入春晓医院时，下腹腔内已整个粘连成块，整个腹腔打开只能看见如白色墙壁一样的一个囫囵块，根本看不见也分不清清大肠、小肠、腹膜等腹腔组织。
老外公悄悄地在手术室探查之后，给女儿的只有一句话：鹏举这娃，怕是没救了，腔子里头都成那样了，全是白的，跟豆腐似的，咋救活？
事实上，2个小时后，小鹏举睁着晶亮的眼睛被送回特别护理室。
绝处逢生的苟妈妈几乎傻了，小心翼翼地摸一下儿子的小手，生怕碰碎了似的又忙忙缩回——忙昏了的老外公也这才醒过神来，发现给春晓医院的种种费用还都没有交。忙忙地估算，偷偷地告诉女儿：“我得去筹钱，少说也得准备近两万，听医生说还需要住20来天院，再说就我看见的，手术时娃腔子里的脓就清出了四葡萄糖瓶儿。你好好地守着娃。”
随后进来的谈医生听见了俩父女的对话，忙说你先别急，我叫人帮你算一下。结果更是让老外公和苟妈妈大吃一惊：所有费用不到4000元！
老外公想不通，坚持要有关人员一项项报给他听：床位费，免；护理费，免；水电费，免；手术费，按70％收取；医药费，每一种都几乎比前面就诊的医院低一倍！老外公更想不通了，一定要讨个“说法”——为啥给我免那么多？你们救了我娃的命，该收多少就收多少！
最后，当得知这是春晓医院的统一收费政策之后，老外公半天没言语，抬起衣袖抹了抹脸上的老泪……
记者得知这件事前去采访时是小鹏举手术后的第三天。
第7篇 农大毕业生下乡顶天立地
——陈富国忆十七年农村打拼路
第一次走进农大，是16年前的那个秋天。此后几年，我们紧张学习，老师辛苦督导。那些最深厚最扎实的功底，为我这一路走来取得的些许成绩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小有收获时也曾把消息告诉过农大的老师和同学，他们说是因为我付出了努力了才得到，但是我知道，在农大的寒窗苦读，才是我真正的底牌，而这些，又怎么能离开当年老师的谆谆教导呢？
曾记得，第一堂劳动课，像火热的战场，大家齐向土堆开仗；像激烈的赛场，校长、老师、同学们争先恐后挺身而上，当时的劳动场面，至今依然难忘。
此刻，在母校六十华诞之际，来自四面八方的校友，卧虎藏龙。我有幸站在这里，只能是真实客观地把我所经历的说给大家听，把我这些年在农村工作的所见所思，说给大家听。切望能够得到在座的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校友、各位同学们的金诚指点。
离开母校，踏入社会，整整十七年。
这十七年之于我，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三三四四”——也就是三个“三”年，两个“四”年。
第一阶段 第一个“三”年
第一个“三”年，是1989年7月…1992年10月。刚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平凉市较偏远的草峰乡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干部。那三年是我熟悉农村环境，熟悉农村工作，打基本功安心实习的阶段。
身为热血沸腾的新一代大学生，我满怀信心，饱满着热情，投入了农村科技化的大潮中。
八十年代未的农村生活，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已经是遥远的历史了。那时候，刚刚从温饱线上渡过来，一部分村民吃饱但求苟安，不思求变求好，得过且过。另一部分苦于致富无门，发家无路。
大环境使然，解决温饱后，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徘徊。草峰乡也不例外。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刺激了农业的发展，最大限度的提高了农民劳动积极性，也很快最大限度的挖掘出了土地的生产潜力，但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多地少的矛盾逐步凸现，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实施，以土地为主的农业似乎无论在其经营体制、增产潜力还是应对市场方面，都表现出了一种滞后。农业生产回报率低，农民的劳动无法享受社会的平均利润，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些代表着新鲜思想致富契机的大学生，压力格外地大。一方面看不惯死水一潭，一方面又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去帮助那些想要脱贫却苦于无知识无技术的农民朋友。所有这一切，如烙印，刻在了我的心里，也种下了我煎熬着苦苦思索农村增收之路的根。
作为一个普通的乡镇干部，能够做的，就是深入农村，把自己彻头彻尾地变成一个农民，吃着与他们一样的饭，干着与他们一样的活，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如果说在农大的刻苦学习与积累是老师们为我上的游泳理论课，那么，扑下身子扎根农村就是游泳的实践课。有人说过，“搞农业科研，必须一头连着理论，一头连着生产实践，不断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这三年，我学会了怎么样跟农民打交道，学会了怎么样从这片土地上汲取知识。我熟悉了农村，理解了农村，爱上了农村。因为有了这份深情，以后无数个岁月，我才愿意日也思夜也想怎么样才能够帮他们致富，怎么样才能够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三年，我把它定为我事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培养对农村对农民的真情，换句话说，就是让自己爱上农村爱上农民！
第二阶段 第二个“三”年
第二个“三”年，是1992年10月…1995年3月，从草峰乡调任杨庄乡任副乡长。那三年是我担任基层领导，以技术结合实际，苦苦思考并实践怎么样走出农村解决温饱之后再求发展突破瓶颈的阶段，也是我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阶段。
有了对农村基本情况的充分掌握，1992年调任杨庄乡副乡长时，就具备了根据杨庄乡的特点，为其量身定做一整套发展思路的能力。这个阶段，身为农大科班出身的技术专长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