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他们就会感受到企业内是不公平的。当员工感觉到企业内不公平时，他们就会设法使之公平。公平理论还认为，员工不仅会关心自己的努力得到多少报酬，也关心自己与他们之间各方面的比较，如以自己的努力、经验、教育水平与能力、薪资、企业福利及组织认受性等等与别人比较。
在发生不公平的薪资与福利的情况下，员工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在计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员工就会降低其产出与产品的质量；在计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他们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产量，但也会尽量降低产品的质量。也就是说，由于一个组织中的管理成本及监督成本的存在，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努力的程度并不在于安排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并不在于给予他们的工作计划安排如何，而在于有一个他们认可的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如果既有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所认同，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他们就会尽其努力完成其认可的工作任务。反之亦然。
目前香港正计划实行公务员弹性工作制，试图以此来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再教育的时间，改善政府服务的工作效率。笔者想这是现代社会内在发展要求所在，也是适应了国际劳动工作制。不过，如果要推行这个计划，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加以注意：一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少了，会不降低其工作质量吗？如果不会，这可能或是以往的工作本来就人浮于事，现在工作安排重新厘定后，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会改善其工作效率；或是重新制定一套公务员的工作标准，尽量减少其组织中的奖惩机制的公平性，从而使完全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可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公务员减少其工作时间不仅不会降低政府工作的服务质量，反之还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但是，由于组织运作成本及监督成本存在，政府要制定一套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并非易事，特别是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服务性的工作。而服务性的工作要想在质上及量上完全度量是不可能的。在工作的质与量不可完全度量的情况下，一种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就不可能形成，要让员工自愿地努力工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香港政府要推行公务员的弹性工作制，并不在于其目标如何诱人，关键的是如何重新厘定员工工作标准，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其计划目标。
美国企业与政府都是实行5天工作制；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工作时间少而让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反之，20世纪以来，美国并没有因工作时间比较别国短而经济竞争力弱化，反之则一直领先于世界。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不断地在建立完善激励员工工作的机制。
（2000年12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2节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外在性
外在性问题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尽管原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对产权经济学没有多少意义，但环境问题的外在性讨论，不仅引发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也促使了环境经济学的出现。因此，在日益兴起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外在性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可能会对他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一个工厂的烟雾或噪声，会影响相邻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企业的工业污水流入河里，会影响下游人的生产与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外在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外在性问题如何来处理？古典经济学解决的办法是，对受损者，或是进行直接补偿，或是政府以征税的方式间接补偿。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源不能有效使用，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因为外在性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对造成损害的补偿，而且要看到为了避免这种损害又产生一种新的更严重的损害。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而在于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是能够很好解决的。
对于最近香港环保署以广九铁路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可能严重影响原湿地生态环境为理由，否决该项工程，令落马洲支线不能如期在4年后完成。而上水村民则表示，如果铁路不能在该地建成，作为湿地的地主，会在自己的土地撒杀草剂，杀死湿地植物，赶走雀鸟，实行“玉石俱焚”！广九铁路亦表示，他们会据理上诉，并在上诉期间，原定于明年动工的马鞍山支线和尖沙咀沿线工程，将会延后开工，以等待上诉结果。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外在性问题引出的争端。首先，由于铁路在环保人士所称的原始湿地经过，所导致的外在性成本，使得所经过之地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其次，上水村民之所以抗拒环保署的决定，就在于铁路如果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不仅可以获得征用土地费用补偿、方便他们的生活，而且在于让他们的土地迅速升值，即巨大的外在性收益；再次，对广九铁路来说，设计方案的改变，除了增加直接成本外，其最大的外在性一是广九铁路可能把所增加的直接成本今后转移到顾客身上，二是影响工程按期完成，影响香港居民生活便利。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面对着落马洲支线计划巨大的外在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完成，还是通过市场的选择来达到？政府的干预是最好的方案吗？如果认为政府的方案最好，那么这种方案是经过精细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以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如果是后者，这种标准是否真正地以香港的公众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冠冕堂皇的口号为掩饰？还有，上水村的地主们是否有权在他们的湿地上作为，如杀草、赶走雀鸟？如果有，那么政府要保护其湿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如何达到？如果没有，那么拥有这些湿地的地主们的权限如何界定？界定了之后，政府又如何来监督，其监督的成本又是多少？由谁来承担？还有，保护湿地生态和修建落马洲支线都是香港的公众利益，如果不通过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人们凭什么来断定哪种行为对香港民众的收益更大、损害更小呢？
笔者想面对以上的一系列外在性问题，无论是民众，或是政府都没有深入地思考分析过，即使是政府会认为咨询过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无论是少数人的咨询，还是政府官员断然决定都比不上市场选择可使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如果说，政府高官仅想表明其官位的权威性（或许他会说，他是依法而为，但任何法律对人们的行为都是不完全的，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修正完善的），做出断然的决定，那么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总之，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为民众谋求长期的利益、减少外在性吗？如果说，离开了这个目标，把环境保护当成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环境保护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于民不利。断然否定修建落马洲支线，仅以一种意识上环境保护为目标，而没有对其外在性进行较为全面的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笔者想是不妥的，最终承担其成本受损者只能是香港民众。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3节 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移民
虽然香港政府一向否认香港已经沦为偷渡者的转运中心，但现有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香港政府不能采取较为严密的措施，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美国政府及其他偷渡者前往国的政府达成一些遏阻偷渡者的协议，那么，香港沦为非法移民转运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了。
英国多佛港事件，58名中国偷渡者魂断英国，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震惊。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好像对非法移民问题有所关注，也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结果如何，从2000年10月18日在香港葵涌码头的集装箱内发现26名非法偷者的事件来看，内地偷渡者不仅没有因为多佛港事件有所收敛，反之活动更为隐蔽与猖獗，更为组织化与国际化。而香港则成了这些偷渡者主要的转运中心。
据有关报道，2000年以来在美国及加拿大揭发出的11起中国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