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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互相咒骂中迅速发展，而我们却一直站在世界大门的边缘。尽管近10年这种局面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这种局面的改观更是一日千里。但实际上，这种发展与民众的期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相去甚远。远不多说，只是香港与内地的交往与联系，尽管在面上是洋洋大观，但实质上的经济融合则相去太远。如果两地经济不是在实质上的大进展，而仅是花拳绣腿，好看不中用，相互之间要取得双赢的局面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目前美国经济由盛转衰，世界各国经济风风雨雨，香港经济又有待复苏，但内地经济一枝独秀之际，香港更有加强这种合作的必要了。
因为，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各自获得利益的最好途径。但任何合作都是要花费成本的，合作的活动越是复杂，其合作所耗费的成本也就越高。如语言障碍上的交易成本、文化差别上的交易成本、活动方式上不同的交易成本、制度安排障碍上的交易成本等等，有些时候会因为这种交易成本过高使得人们之间的合作无法进行。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华人之间的贸易交往、联系合作就要多于在此外的交往合作呢？就在于两岸三地之间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的相同而减少了人们之间合作与交往的交易成本。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由于在近几十年来，特别是香港在近100多年里，各自在其体系内形成自己具有优势的制度安排势差、经济要素势差、人力资源势差及现代文化品位势差等。正因为各种各样的势差存在也就成了两岸三地合作的前提，大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优势互补实现各自无法独立完成的愿望。这次《卧虎藏龙》在2001年奥斯卡电影奖评选上获得最佳外语片不外是这种合作的一个最佳典范。可以说，如果没有这种精诚的合作，如果没有这种优势互补的利用，那么哪一方胜算的可能性都不会太大。以往几十年的历史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
可以说，在两岸三地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上，尽管过去的作为值得称赞的地方很多，但笔者看来，其两岸三地合作的优势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特别是香港特区与内地的合作关系更是与这种优势互补相去很远。当然，这种合作关系现在已经开始从过去的自发而为向政府自觉指导、主动进击的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开始，表现为政府多半在口号上进行宣导，很少有实质性的政策出台；香港民众以以往的思维定势来看待内地的经济生活、来理解内地的经济优势，这自然很难解开两地之间真正合作之结。结果是近年来内地经济快速发展，香港却无法分享到那丰硕成果。
从《卧虎藏龙》获奖，我们应该看到，现在应该是两岸三地需要更多合作的时候了。特别是香港，从1997年回归之后，更是为两地之间合作提供了无限机会，谁能把握其机会，谁就有更多的成功机会，电影业是这样，各行各业也是如此。
（2001年3月）
第二部分 娱乐生活中的经济第31节 SARS危机与生命至上
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什么东西最为重要？金钱、财富、美女、名誉、地位、权势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其实并不最为重要。这些东西都不具有本体之意义，而最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命。生命，只有生命，才是个人生活之本体。只有人的生命才衍生出人类社会、个体的经济生活、人的欲望与需求。如果没有生命，世界上有什么东西会有意义呢？我们的经济生活又如何发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是至上的。生命至上就是人类社会得以发展的公理；也是社会经济得以发展之前提。但是至上的生命又是如此之脆弱。人类的生命随时随地都会面临着来自自然与社会各个方面的威胁。比如疾病、意外等天灾人祸。
面对着生命的脆弱性，我们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技术发明与创造等等，特别是法律与医院都是特为这种生命的脆弱性而设的。如果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来自自然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危险，随时都可能受到来自外面的侵犯与攻击，这不仅使生命至上的意义尽失，也说明了我们的制度安排存在问题与缺陷。
在近一段时间里，SARS如一个难以挥去的梦魇，侵蚀着人类，吞噬着一个又一个的生命。当它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华夏大地时，每一个脆弱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与威胁。可以说，正是这个SARS，尽管在显微镜下有美丽的外表，有如自由女神像上的皇冠。但是它正在挑战着人类的智慧、勇气与承受力，挑战着现有的制度安排。尽管我们能够以自己的智慧与勇气来应对并最后战胜它，但是SARS仍将给我们的生活、我们脆弱的生命带来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性。面对着SARS的不确定性，至上的生命如何改变其脆弱性，如何走出SARS恐惧的阴影并遏制与战胜它，是人类社会中每一个人所要面临的窘境。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与自然抗争及社会制度改进的结果。我们不需追溯更久远的年代，光是在近几十年，20多种新的病毒一种又一种地被发现，面对这些新的病毒，人类曾长期处于无知之中。面对着这种无知，脆弱的生命也只能处在不确定性的风险之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一项报告中说，仅1995～2002年间，全球就有过至少30起突发性疫情的爆发，只不过大部分离我们比较远而没有注意它们罢了。如2000年10月在非洲乌干达爆发的埃波拉病毒，及1999年在纽约爆发的西尼罗河病毒脑炎，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厉害的传染病病毒，人类一经染上，死亡率很高。
面对着人们对自然界的不完全可知，面对着突发事情带来的种种风险，尽管诉诸神灵与天佑早已成为历史，理性化成为人们应对和处理突发性事件的基本程式，如医学技术的创新与发明，现代制度规则的建立，但是，社会生活的本质与标志在于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与他人种种不同的交往与互动中。而当我们面对着袭之而来突发性事件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时，这些事情也告诉我们以往那种频繁的交往与互动，以往那种自由与平常的生活是隐藏着危险的，甚至是致命的。任何他人，无论是生人或亲友，都可能成为威胁我们生命的潜在因素。它使我们不得不远离社会生活，远离以往群聚之处。SARS的出现更是把这些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全球化时代，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不仅人员流动频率的增加使得疫病的传播途径和速度都大大超过以往，而且大城市中人口的拥挤和环境污染严重使得对传染病的控制更加困难。这也使脆弱的生命更加暴露在各种风险的威胁中。
以往，人们总是以为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医学科学就可以为脆弱的生命化解来自自然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诚然，医学上的一次又一次重大发现，脆弱的生命不断地得以维护。特别是20世纪抗生素的发明，更是把对脆弱生命危害极大的传染病（如天花）掌控在人自身的手中。随着20世纪80年代天花病毒的灭迹，曾有研究人员认为，“传染病的威力早已成为历史”。但实际上，脆弱的生命所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的风险并没有完全缓解。新的难题与问题总是层出不穷，而且医学科学的发展总是落后于对医学科学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医学科学的不完全性更是表现无遗。特别是当人类社会越来越建构在日益复杂的网络中时，复杂技术本身所潜在的风险对人们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影响与冲击就会越来越大。因此，更需要好的制度安排来化解与分散这些风险，以保护脆弱的生命。
也就是说，如何来保护脆弱的生命，医学科学的发展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对现行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进行全面反思，并创立新的制度安排让大家来分散与应对所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应该思考构筑有效的社会组织体系来保护脆弱的生命。而这一切都必须以生命至上为本体。
因为，在一个公平、公正、文明的现代社会里，个人的生命是无比至上的，它没有贫富贵贱之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价值及意义。只有自己的生命受到尊重，具有价值与意义时，他才会尊重他人的生命与价值，才会让每个个体脆弱的生命具有安全感，而不必担心这种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