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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段记忆我是没有权利去评判的，因为那时我根本没有思考的能力，虽然现在有了，但我对当时的事情都忘得差不多了，即使有能记着的，我也不知道记的是不是就是正确。
所以我真正有资格去评论的是从清理走资派、当权派开始的。二伯是村支书，那时他却整天要戴着高高的纸帽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去游街。二伯家的墙上被刷满了标语，二娘每天都哭丧着脸，一听到街上有敲锣的声音，就吓得浑身发抖。尽管爸爸声明和二伯断绝兄弟关系，可我们家还是没有免遭牵连。我不能戴红袖章，不能和别人一起去串联，他们不允许我加入他们的队伍，所以我没有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活着的时候到天安门广场去见他，我见他时，已是在他逝世二十几年后了，那一刻我在外面，他在里面。
那时的斗争让人防不胜防，昨天我记着毛蛋他爸还押着二伯游过街，今天他们家的墙上也被刷上了标语，毛蛋他爸也戴上了纸帽子，脖子上挂着纸牌子，在一群人的推搡下，沿街游行。我听说是毛蛋有个什么堂爷爷在旧社会到南洋去当了劳工，现在有人说他是大资本家了。后来一次我回乡下见过毛蛋，问他那个当资本家的爷爷的事儿，他气的说，“我也一直都在找，如果真能找到，我现在也不用这么受穷了。”我想他是不可能找到的，因为他根本也没有那做资本家的爷爷，或许他爷爷早在一次劳工暴动中被军警打死了。
那段岁月，我真的不想回忆，因为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场梦，甚至还不如一场梦。那时候的人其实都应该是死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维。到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到那段岁月的沉重，但我不是因为它给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伤害，而是那些年毁了我们整个的国家，直到今天，我们始终都没有走出它所带来的桎锢。
真正的生活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那时我的儿子都已经上学了，我也通过努力在这所城市找到了工作，在机床厂当了多年的工人了。那一年的确很热闹，农村的地都分给了老百姓自己，想种什么他们自己说着算，而且收入也是他们自己的。城里更热闹，东西再也不用凭票买了，什么布票、肉票全都不需要了，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去买。所以在一霎那，钱这个我们以前最不屑一顾的东西成了最硬的通货。我的钱是固定的，就是每月的工资，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其它收入了。不过我一点儿也不羡慕，钱多了也不是件好事，说不定哪天再定成分，钱又成了区别革命同志和阶级敌人的标准。
我住在城里的“棚户区”，那也是很不容易的，像我这样的外来人口，能有个住处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想起分房这件事，我就觉得一阵的自豪，这可能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一件事了。这只是两间平房，很旧很老了，是以前的工人分房时交出来的私房，他搬楼房了，自己家的平房当然是要捐献给公家了。按照当时的排名，我是分不到房子的，所以别人都在忙前忙后，急着向厂长家送礼时，我一点儿也没着急，我想，我急也没有用，还没我的份儿。可就在分房子的前夕，不知谁得到消息说，厂里准备盖一栋楼房，今年就要破土动工，有了这个消息，能分到房子的人都开始沉默起来，他们想的当然是能分到楼房多好，谁还会要这旧平房。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份，我不能和别人比，也别想那么多，能搬出这集体宿舍，有这平房也就不错了。所以等报名结束时，名单上就我一个人，房子自然而然是我的了。当时有人说，真傻冒，等着分楼房多好。只是事情和他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厂里并没有盖楼房，因为厂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了，还哪儿来的钱盖楼房？厂子的效益大幅滑坡，原因是我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国外的产品技术水平既高，价格又便宜，一下子将我们的市场完全占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厂长的脸，从那天开始就再没有见他笑过，几个月后他被调走，同事传言调到局里出任什么领导去了。后来我见过他，那是他走后好几年的事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他骑着一辆“大金鹿”，见到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问厂长上哪儿去，他说没事儿，去买点儿菜。再后来，同事们都纷纷传言说，老厂长并没有升官，他把一个厂带垮了，又怎么可能升官呢？上面把他调走后给他安排了个闲职，没几年他就退休了，现在他在农贸市场贩卖海产品，有人在那儿见过他，穿着中山装，拿着一杆称，在那儿卖扇贝。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因为我见他那次就觉得他身上一股很浓的腥味。同事们都在感慨，想当年这也是风云一时的人物，出入做的都是进口轿车，现在他只能骑自行车，去做了一名小贩。可生活就是这样，你必须要活下去，所以为了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第三章
好了，不说别人了，再说说我自己吧。厂子换了厂长，也没有扭转局面，这种局面也不是换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但新厂长上任总是要烧几把火的，这第一把就把我烧焦了。他的第一项举措就是清理合同工，我虽然年纪一把了，在这厂里也干了十多年了，但很不好意思地是，我还是合同工，因为我不是城里人，我是乡下人，所以我不能是正式工。结果我是首当其冲，成了第一批被解职的工人，那时候还不兴下岗这个说法。就这样没了工作？那怎么行？一家老小怎么办？
回到家中和妻子一说，妻子一脸的慌乱，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无论如何她一个人是撑不起这个家庭的重担的。妻子说：“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我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妻子说：“那别人是什么意思？”我说：“还能有什么意思？厂里和你解除合同了，你就得走人了。有几个在骂的。”妻子说：“说这个有什么用。我看你还是去找找你们厂长吧。”我说：“找他干什么？”妻子说：“你怎么这么笨！现在兴这个，我们去买点儿东西，你带着到他们家，就说看看领导，领导肯定会客气地问你和家里的情况，你就说的苦一点儿，能多苦就多苦，尽量让他能留下你。那么大的厂，多一个少一个根本就没什么。”
妻子给出了主意，我就得去办，妻子陪我去买的东西，我从来没见她那么舍得花钱，妻子是个很会勤俭持家的人，那天她的举动让我吃惊。看着她烟酒糖茶买了一大堆，差不多花了她一个月的工资，我拉住她说：“你这是怎么了？下个月不打算过了？”妻子说：“如果这件事办不成，我们这一辈子就没法过了。”妻子的话不是危言耸听，我也一直都在犯愁，这下来后干什么去呢？我没有技术，在厂里就是干体力活儿，再去找别的工作，肯定没有厂子会要，虽然现在做生意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我还自知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我一不会说，二不能道，三不会耍滑，四不…，总之我知道自己没有经商那条件。
我永远记得那一次，那是我第一次去领导家送礼，就连我当年入厂时也没有这样。入厂时纯属一个机遇，当年当别的人都手揣红宝书全国各地去串联时，我只能留在家中，种地我是没有兴趣的，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生活我是很厌烦的，看着父母的这一生，我就知道了。所以我决定进城，那时村里也乱七八糟的，也没正经事儿做，父亲说你要进城就去吧，不过自己可要小心点儿，别去做坏事。这是我记忆中父亲最亲切的一句话，在家时他不是打我就是骂我，仿佛我就没有让他满意过，我甚至怀疑我是不是他亲生儿子。但当我真的要走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是爱我的，只是他的爱不知怎样去表达，他那样做也是恨铁不成钢。
城里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小心奕奕地躲着街上冲来冲去的人群，据说两个派系的争斗是非常激烈的，经常在街头发生火拼，所以你无时不刻不得睁大眼睛，因为他们打起来时是根本不分人的，他不管你是行人还是百姓，都会把你当作是对方的人。曾经有人对我说过，他那一次无意撞上了，结果被一个派的人打倒在地，他刚从地上爬起来，另一个派的人上来又是把他一顿臭打，他还掀起衣服让我看他背上的伤疤。
我没有地方去，就在街上瞎转，后来就转到了现在的厂子门前，我看见门口贴着一张大红纸，看样子不是标语，因为字很小，我要走近了才能看清楚。那是一张招工启示，上面写着厂里要招几名搬运工，凡是有力气能吃苦的都可以报名。干上这份工作后，我才知道这样的好事儿为什么会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