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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小学”的学校，不过名字到了文革后便被改成“第几、第几”了，改革开发以后才又改回原名。小街上有老虎灶、理发店、油条大饼铺，还有些修鞋、补伞、箍桶、打铁的小店小铺。这些小店小铺若要追本穷源，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三五百年之前。
小街的居民都是老街坊，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活在此，大家还保留着相亲相邻的古风。谁家包了馄钝，相邻的十几家必定都有得尝鲜；谁家遇上红白喜事，忙的一定是左邻右舍；谁家晒在屋外的衣衫，都不必担心会被阵雨浞着；谁家外出忘了锁门，也不用怕家里会失窃；谁家要是遇上点犯难事，头疼的一定是满街的人。
唐瀚民和林义夫就出生在这条小街上。从父辈们起，林义夫与唐瀚民家就是邻居，没有一墙之隔，就是一家人。他俩一同出生于那个最残酷、最动乱、最惨无人道也最滑稽、最疯狂、最莫名其妙的年代，那是共和国天灾人祸最猖獗的年代。林义夫出生时，母亲因产后大出血而丧失了生命。父亲是原道中学的校长，在1968年7月7日红卫兵“赤字军”和“黄字军”之间的武斗中，因出面奋力劝阻，而被当场活活打死。从此，年仅七岁的林义夫便和爷爷一起生活，因为爷爷年事已高，他和爷爷的生活实际上都由唐瀚民的母亲在照料。
唐瀚民的父亲是位在国内享有声誉的土木工程专家，因为他耿直无讳，直言不忌，1958年6月被打成了“右派”，紧跟着就被独自下放到郊区农村“接受教育改造”。1961年8月被摘帽回到吴梁，成了“摘帽右派”而分配到原道中学任教。但在五年后的1966年8月，那个令焚书坑儒的秦皇汗颜的8月，那个1900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只是小巫见大巫的8月，那个惨绝人寰的人类社会大灾难的8月，那个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大浩劫的8月，那个被人民日报社论称赞为《好得很！》的“破四旧”的红色8月，唐瀚民的父亲面对着他钟爱的古建筑群惨遭焚毁、扒拆、砸烂后的一片废墟，他痛心疾首，顿足锤胸，大骂：“孽子孽孙，愧天作人啊！搭倪搿宗牲生于一世，羞辱煞老子啊！”
他在愤恨中撞树自尽。吴梁市在整个文革中撞死在那棵老柏树上的一共有七人，唐瀚民的父亲只是其中之一。
此年此月，唐瀚民不足四岁，二哥九岁，大哥十一岁，瀚民的大姐也仅十三岁。唐母是燎原服装厂的普通工人，一月的工资不到三十元人民币，丈夫去世，她便独自拖曳着四个孩子艰难地生活着。为了养家糊口，她四处打短工，到居委会里揽活计，赚钱补贴家用。晚上带着一家人，凑着小油灯剥豆瓣、敲瓜子、砸钢珠、敲铅丝、拆回丝、摇草绳、糊纸袋、糊火柴盒子。天不亮，又会带着瀚民的大姐一起帮街坊倒涮马桶，然后才赶去厂里上班。唐母那时也只有三十几岁，但她的手却完全是一双老人的手，手心里全是些伤口和厚厚的老茧，手背上一条条青筋突起，皮肤像贴上了一层薄薄的皱巴巴的纸。
林义夫父亲去世以后，两家的那堵墙开了扇门，隔壁家的这一老一少也便成了唐母要拖曳的成员，家里就更显得拮据，硬是靠唐母的劳作不息、省吃俭用才供足了孩子们上学和生活的所有费用。连林义夫在内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个辍学，大姐、大哥、二哥都读到了初中毕业，林义夫和唐瀚民读完了高中。老街坊时常也会予以些接济，一家人免强地活着。
有善意的人找唐母说合，想将唐瀚民和林义夫送富裕一些的人家，孩子好有口干饭吃，也好免去她家境困顿，那年代此类事屡见不鲜。但唐母说，她是做母亲的人，只要自己还没死，就是让孩子吃自己身上的肉，喝干自己的血，她都不会放弃，会将孩子拉扯大。这一大家子能够活下来，其中的千辛万苦也只有唐母一人才能真正的体会。
因为林义夫与唐瀚民年龄相仿，小时候基本上都是他们两人玩在一起。在那些大人们度日如年的日子，他们的童年记忆却充满着游戏、欢笑和阳光。
那时的人真的好单纯，好诚实，好善良，好正直，孩子们时常会吵翻脸，但没人家的大人会为孩子去计较，都由着孩子第二天又成了好朋友。有回家告状的，任其添油加酱，大人也总是训斥自家孩子，护着别人家小孩。好象大人们都是整街孩子的爸妈，孩子也不分是谁家的，都一律当自家的孩子看。
在所有的街坊小孩堆里，他们两人始终是领军人物，唐瀚民从小就能言善辩，又机灵过人，林义夫始终是不善言谈，却聪敏机智，两人一拍一档，无人能敌，在孩儿群里是当之无愧的首脑。在与临街的孩子搭积木、滚弹子、抛桶箍、斗蟋蟀、捉迷藏、叛夜摸摸的竞赛中，总是能占得上风。只到林义夫十八岁考入了同济大学建筑系，才与唐瀚民结束朝夕相伴的兄弟生活。
林义夫对于建筑与城市规划的兴趣完全来自于唐瀚民。
唐瀚民从小就极其崇拜他父亲，她母亲时常在昏暗电灯下，和围在膝旁的孩子们讲述他们父亲的故事，这些故事伴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成，也伴随着全家人忍受住了饥寒交迫，不舍弃做人的人格。
在唐瀚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是个英雄，他立志长大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学父亲筑路、修桥、建大楼。他们儿时的很多游戏就与这筑路、修桥、建大楼有关。运河里时常有运沙石的船靠岸，用简易的吊动机将沙石驳上岸来，再用人力一框框的挑去附近造屋修房的工地。每次船来了，他们便会跑去拣各式各样的石子，脱下自己的褂子，做成个布兜子，两人抬着沉甸甸沙石子到普济桥堍，开始堆垒他们心目中的城堡。而那些形状规整，好看的石子，也就成了他们心爱的积木，还带进了被窝里玩。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第一年，他俩决定一起报考。在填写《高等院校考生登记表》中的“报考志愿”这一栏时，他俩毫不犹豫填报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二志愿同济大学建筑系、第三志愿同济大学建筑系。登记表交回去时，工作人员还提醒他们不能这样填，但他俩笑笑并没有改过来。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同济大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大学，只是因为唐瀚民的父亲曾在1952年以后的几年里，一直是在同济大学建筑系授课。
高考以后，林义夫如意以偿，唐瀚民却落榜了。林义夫劝他第二年再考，但唐瀚民选择了去母亲服装厂做学徒，因为家境的贫困，家里无法多一个吃闲饭的人。因为他活跃，爱出头露面，是厂里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他母亲的人缘又好，一年以后他便被调入纺织工业局的工会工作。
少儿时期生活的艰难给予了唐瀚民和林义夫最宝贵的财富，就是有着一颗正直善良、悲天悯人的心，同时也让他们深深地意识到了人最需要的是互相理解，互相关怀，平等相待，和睦共生。是彼此的支撑才写就了人！任何社会和民众若要生存发展下去，绝对不能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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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命运，往往取决于年轻时的一个选择。1983年辞去公职前往深圳，是唐瀚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也是他人生的一个大转折点。
唐瀚民去深圳的决定源于听了一场当时被誉为“改革开放思想启蒙者”温元凯教授所作的报告。家人和朋友，包括林义夫在内没有一人支持他，但他毅然决然地走了，那坚定的信念充满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情。
林义夫独自去火车站送他。分手时，林义夫面对着要独自远行的好兄弟落下了泪，但唐瀚民却满腔热忱，踌躇满志，满脸都是跃跃欲试的神情。他挥手道别，最后交待林义夫的一句话是：“帮我多去照应照应我娘！”
深圳的五年，让身无分文的唐瀚民，摇身一变成了吴梁市里最有钱的人。
在唐瀚民独自打拚的过程中，他始终都希望能与林义夫象儿时一样做拍挡，在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一起创出一番大事业。在林义夫眼里，唐瀚民确实是一位心怀国家，悯惜百姓，关心国事，胸怀大志的企业家，但林义夫却只注重自己的专业，保留着相关于“筑路、修桥、建大楼”的儿时兴趣。
1985年，唐瀚民就几次写信来劝林义夫下海，那时他工作的城建局也成立了三产公司，干部进三产公司做生意成为风气，但林义夫自认不是个生意人的料，回信坦诚谢绝了。
1992年，唐瀚民在海口生意上又有了作为，再次打电话林义夫，劝他下海，直接去海口，他俩拍挡共同成就一番大业。那时单位里也鼓励干部去经受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