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且说毛泽东担任校友会总务官不到两个月，就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1917年11月，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参与组织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这也是对毛泽东胆识和智慧的挑战。①
当时驻长沙的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军阀谭浩明赶走了，然而谭浩明的军队还未进驻长沙，长沙城实际上是一座空城。就在这时，危机出现了：北军第八师王汝贤的部队由湘潭、株洲向长沙溃退，已到了离“一师”只有两里多远的地方。因不知长沙城里的虚实，溃军不敢继续前进，停在原地休息，并到附近农家抢饭吃，看来还要抢学校。
这消息顿使“一师”陷入紧张慌乱之中。全校师生员工都有在为摆脱这场灾难各自奔走。
“大家不要怕！我是学友会总务，我来指挥！”毛泽东站出来为大家壮胆。他面目严肃，俨然以一副指挥员的身份出现在这关键的时刻。接着，毛泽东了解分析了溃军的情况：这充其量是一帮溃军，他们正处在又累又饥、极端疲惫之中，已是惊弓之鸟，而且又不了解城里的情况，因此，可以设计将他们赶走！
“用什么计能退溃军？”有人问。
毛泽东干脆爽快地作了回答：“你们一切行动听指挥好了！”
于是，他以学友会的名义，迅速组织一支“学生志愿军”，挑出体育运动员，把教室里的桌椅板凳统统搬出来，封堵所有的校门，准备作战。
这时候，他又指挥胆小的同学们及一些年老的教职员工都伏在后面寝室的天井里，没有他的命令，不要乱动。
毛泽东又命令同学中胆子较大的一部分人，拿着平时操练的木枪，潜伏在校后的妙高峰上，并联络附近警察分所，派一部分荷枪实弹的军警埋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方，然后将大部分学生装志愿军分成三队，绕道分布在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军构成钳形包围之势。
天黑了。溃兵乘着暮色，沿着妙高峰山脚的粤汉铁路向北一步步移动。当溃兵行至离志愿军潜伏地不远时，毛泽东突然命令军警鸣枪，让手持木枪的志愿军大放爆竹，并齐声呐喊：“傅良佐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
溃军不明真相，不敢抵抗，惊慌失措地缴了械。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缴获的枪支和其他武器，抬到了学校。全校师生员工兴高采烈。当晚溃兵露宿学校操坪，第二天由商会出款遣散了。
由于毛泽东的出色指挥，防止了溃军攻入学校行劫，谈虎色变的师生们都议论毛泽东“一身都是胆”。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笑着说，他搞军事，恐怕这才是第一次演习呢。看来毛泽东成为出色的军事家并非偶然。
第四章 青年时代新民学会的故事
在1917年的上半年，“一师”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新学期又到了，工人夜校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莫衷一是。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最后，学校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10月30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生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学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人的，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后，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只有9个工人来报名。什么原因呢？原来，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没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不会去街上看广告；让警察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5天后，就有100多人报名。
工人夜校办得有声有色。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也有工人夜校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责任感。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妙高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纵论天下。
“一师”后面的妙高峰是毛泽东和一些有志青年常去的地方。晚饭后，同学们一起爬上妙高峰，在草地上坐下来，沐浴着星光月辉，一边眺望长沙城中的万家灯火，一边纵论天下大事。
“要改造中国，必须有崭新的理想。”一位同学慷慨激昂地说：“在改造国家中，每一个有志青年也必须磨砺自己。”
“读报之外，我最喜欢读《新青年》。”毛泽东目光深邃地说。“我觉得《新青年》上面所提出的思想革命、文学革命、劳工神圣、妇女解放以及科学和民主的主张，都是好主张。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番根本的改造。”
“可是靠谁来完成呢？”有的同学苦恼地说。“袁世凯成了窃国大盗，那些军阀头子也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毛泽东自信地说：“靠他们是不行的，只有靠我们自己，靠我们新青年，靠我们亿万劳苦大众团结起来。”
这一批有志青年，热烈地讨论着。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
在这个思想基础上，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1918年3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即李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新民学会最初的成员就有20余人。
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通过了新民学会的章程。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3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和森在回信中说：“杨师（杨昌济）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那种以清流自许而回避政治的道路。的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一直在探求着中国的出路。
每隔半月、一月开一次会，会员们讨论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研究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各自学习和工作的计划和完成情况，互相督促互相鼓励。到“五四”运动前夕，新民学会已经发展到70多人，都是有志有为的青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这批会员有很多都成为运动的骨干。他们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随后，又领导了驱“张”运动。还创办了文化书社，出版了传播革命思想的《湘江评论》等刊物。
新民学会的发起、成立和成长，渗透了毛泽东的心血。它从一个追求向上的青年进步团体，逐步发展为革命团体，在湖南、乃至中国近代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