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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接话说：“现在纸币不值钱了，留着有什么用？”
毛泽民拨开众人，跨出大厅，翻身骑上白马，朝瑞金县城驰去。他在大街小巷走了一趟，果真看见一些商贩的小摊上插着小纸牌，上面写着：“只收现洋。”
盐摊上的牌牌写的是：“每块现洋二元。”
凭着一年来银行工作的经验，毛泽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银行界最忌讳的挤兑现象发生了！
他急急忙忙赶到财政部，向邓子恢汇报。
财政部办公室也挤满了人，不过，他们不是要求兑换现洋，而是要求财政部长签字拨款，自1932年下半年以来，苏区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提出的“左”倾“进攻路线”精神，决定取消红军原先担负的筹款任务，党政军民所有经费的开支，全部改为财政拨款解决。邓子恢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每天都被前来要求批款的人缠得不能脱身。同时他还兼任着中央土地部代部长，眼下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还要领导苏区春耕生产的开展。
毛泽民将邓子恢从人群中叫出来，来到隔壁空空荡荡的土地部办公室，小声地谈了情况。
其实，邓子恢早已得知这些。他正急于等毛泽民回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毛泽民说：“我想，发生挤兑现象的原因，不外这么几条：第一，国民党加紧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使得我们的物资匮乏，物价上涨，纸币贬值；第二，敌人造谣破坏，制造假币大量流入苏区，扰乱了我们的金融市场；第三，各级苏维埃政府对拥护和使用国币的宣传还不够。”
邓子恢完全同意这个分析：“我们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这种状况。”
“我想过了”，毛泽民说，“国币的信誉一定要保持，凡是来要求兑换现洋的，银行要保证兑换，严格规定一元纸币换一元现洋，任何人不得抬高现洋比价。”停了停，他又说：“我马上组织人员赶到前线，紧急运回一批缴获的日用物资，充实各个消费合作社的货架。”
邓子恢完全赞同。他补充说：“我与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局长联系，请他们协助，坚决打击敌人制造假币的活动。同时，我与《红色中华》报社商量，组织人员写文章发表，做好宣传教育工作。”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
国家银行从金库里拿出大批现洋，公开兑换纸币。
一天、 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
一位老大爷手持几张撕成碎片的一元券纸币，来到毛泽民面前，问：“毛行长，我这些破钱能不能兑换？”
毛泽民接过大爷手中的碎片，交给金库的同志：“只要能凑成整张，两端的号码数对得上，就给兑换！”
老大爷捧着换来的现洋，高兴地离去。
前来兑换现洋的老乡有增无减。银行的同志很担心。有的人对毛泽民说：“毛行长，现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
毛泽民回答：“现在群众换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了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
又过了两天。邓子恢来到银行，悄悄地问毛泽民：“能顶住吗？要不要动用秘密金库？”
毛泽民摇摇头：“还没到时候。不过，我们从金库拿出些金、银，搞个‘金山’‘银山’展览，唱一曲‘空城计’倒可以。只要前线缴获物资运回来了，就有办法！”
“这倒是个好主意，”邓子恢表示赞同，“《红色中华》报要很快刊出一组宣传稳定金融的文章。财政部也已发出指示，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加紧做好拥护国币的教育工作。”
第二天，一座“金山银山”，果真出现在国家银行营业大厅。那用一圈圈金砖、金条、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和银镯、银项圈、银圆、银锭起来的“金山银山”，金光灿灿。前来兑换银圆的人们都看见了它，啧啧地夸赞；“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见这么多金银，苏区银行的资本真雄厚！”
关键时刻，派往前线的同志终于回来了。正好红军在周恩来、朱德指挥下，获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歼灭敌人两个师，活捉了两名敌师长，缴获了大批现洋。
毛泽民立即下令停止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还有布匹，食盐，标价牌上写着：“只收国币，不收现洋。”
老乡们纷纷议论：“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专收纸币呢。”
人们又赶紧捧着光洋到银行兑换纸币，购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买货物，也将现洋换回纸币。
不几天，收回的现洋比换出去的还多。
4月间，邓子恢又签发了中央财政部“第十九号训令”：严格控制现金出口，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后来，为把社会闲散资金聚集拢来，充裕银行资金，调剂有无，支持生产，便利群众生活，毛泽民又大力提倡开展储蓄运动，要求总行和各分行、兑换处，普遍开展储蓄业务。定期、活期、零存整取都有，5角即可开户办理储蓄手续，储蓄人如迁移地方，可在新的地方取钱。
苏区再次兴起了一个储蓄热潮。
第十六章 突围西征毛泽东离开了中央局的领导岗位
长汀的十月，秋雨沙沙。一会儿阴一会儿晴，老天就像小孩子的脸说下雨就下雨。这细细的雨丝，随风在窗外飘扬着。毛泽东躺在福音医院的病床上，隔窗望着漫无边际的雨丝，心中说不出的愁怅。
贺子珍手端中药，轻脚轻手地走到床前：“润之，趁热快喝下吧。不然越凉越苦。”
毛泽东像个很听话的孩子，接过碗，牛饮般地喝下，将碗递给贺子珍：“小毛怎么样？”
子珍回答：“不知为什么昨晚哭了一夜不睡觉。”
毛泽东关切地说：“孩子小，不行先看医生。”
贺子珍点点头。
这些日子，贺子珍的八字也够背运的了。生了孩子后，身体一直不好，前些天为毛泽东上山采药还扎了脚，痛得她死去活来。这不自己刚好些，孩子小毛又闹起病来。
“人若倒霉，病都来欺负！”毛泽东道。
贺子珍问：“还想吃点什么？我去准备。”
“留到中午一块吃吧。”
贺子珍道：“我与小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病要早早好。能吃点就吃点。”
“好吧，就做点米粥吧。”毛泽东说完心里一酸，不觉落下泪来。是啊，太劳累夫人了。她为自己，不光献出了青春，也献出了事业。自己的问题，使她也受到精神打击。应该说她受到的打击比自己更重。再说毛泽东的落泪还另一层意思，这便是他成为“洋房子先生”不受欢迎的人。
话说“洋房子先生”是毛泽东同志对那些洋教条主义者的讥讽。是指王明当时的中央。
王明，生于1904年，比瞿秋白、李立三小3岁，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金寨人，小商人家庭出身，原名陈绍禹，1931年才化名王明，以该名闻世。
共产国际对向忠发、李立三的中央不满，决定走马换将，一个20多的小青年一跃走向中共领导层的最前台，幕后国际背景一目了然。罗章龙、何孟雄反抗中央，但在共产国际的大棒下顷刻击碎，瞿秋白迭遭打击，李立三被送往苏联“学习”，王明一派上台即“出手不凡”，推行一条“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不顾中国革命的现实，御敌“国门”之外。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朔风”，是1931年春开始刮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
1931年1月上旬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没让出席，会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向下传达秘密精神。
1931年4月中旬，受中央政治局派遣，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宁都青塘，代表中央全权处理“富田事变”，并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中央代表团到达后，在苏区中央局召开的“青塘会议”上，正式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开始将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