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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曰：“自京至福建省有多少路？”对曰：“七十余站。”上曰：“仙霞岭一日过得去否？”对曰：“可以过去。”上曰：“汝今年能到任否？”对曰：“臣亦想赶于年底接印，恐长途风水阻滞，不能刻期。”上曰：“到福建有水路通否？”对曰：“自京至王家营系旱道，自清江雇船至杭州换船至衢州起岸，便是旱路。”上曰：“必要走苏杭？”对曰：“是，此系驿路大道。”
从交谈中可知，咸丰帝地理知识不少，仙霞岭之外，王家营、清江、衢州等地应是知道的，否则不会提出来的；不过他由此得知到福建的具体走法，以及必经苏杭的原因，也可能消除他一种误解：以为走苏杭是为游逛。
帝王趣话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3）
水利水患。道光帝于十五年（1835）五月召见张集馨的这一天，正好见到河道总督关于黄河水涨的报告，心中不悦，说“黄水陡长丈余，岂不可虑”，张集馨回奏，夏天涨水不足忧虑，因此时天亢，随涨随消，可忧的是秋汛，涨水不能消退。接着又奏称，河道总督奏报是怕万一出事，好以早经奏闻推卸责任，而他下面的人故意将水情说得严重，以便兴办河工，从中渔利。道光帝边听边点头，表示明白了个中缘由。
收成口粮。就在上述讲水患的那天，道光帝问到张集馨故里扬州所生产的粮食够不够本地食用，为什么要仰赖四川、湖广粮食。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川臬张集馨奉召由成都到京，道光帝问他沿途年景如何，张回答：“各省皆收成丰稔，且已早得大雪，麦苗滋润，来年可庆有秋。”道光帝又问起成都米粮够不够民间食用。
民风民情和民众运动。上述道光帝询问从四川到京师沿路年景，同时还问民情和地方是否安静，近年四川噜比从前如何。又同张集馨讨论鱼米之乡的四川为什么游民那样多。咸丰年间太平军、捻军战事连年，迫使咸丰帝更其关注地方治安和民众运动。九年询问张集馨，湖广白莲教齐二寡妇为何能以一个妇人聚众闹出那么大事，四川民风为什么强悍？又详细了解福建的械斗始于何时，械斗情形，如何完结，丧命的人赔偿价码，地方官为什么不弹压？同年召见段光清之时，恰值浙江巡抚奏报余姚佃农抗租，聚众进城，焚烧恶霸邵五住宅及富户李、谢二姓之家，咸丰帝问段光清是否知道此事，段光清知其详情，不愿细说，只说主佃发生口角，即使有一二莠民煽动，不过土匪之类。咸丰帝一听到土匪就紧张了，急忙问：“土匪不虞滋事乎？”“知县能平土匪乎？”段光清作了知县能平土匪的回答，咸丰帝情绪从而缓和下来。
道光、咸丰二帝召见官员的交谈情形和内容就介绍这一些，下面从召见活动中观察道、咸二帝的性格，以及所受清朝皇家家法的影响。
召见是道、咸勤政图治的一种表现
召见、引见中下级官员是道光帝、咸丰帝日常事务，每日晨起，先见军机大臣，议事决策，发下昨日或先前批阅的奏折、题本，接着可能就是召见、引见内外官员。召见、引见，几乎成为日课。对于藩臬的召见，每一回都是交谈几次，连续进行，道光帝于二十七年（1847）八月召见行将赴任的川臬张集馨，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三次面谈，二十一日的轮空，是因为道光帝去黑龙潭求雨，未能正常办公。咸丰帝于六年（1856）十月召见张集馨，第一次在初三日，次后于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进行，共计五次；二十日的见面，本来订在十六日，因咸丰帝生病推迟到这一天。九年（1859）三月的召见段光清，也是会面五次，且是连续进行的。藩、臬的召见，清朝旧制，只有一次面圣的机会，所谓：“旧例藩、臬入觐，虽许条奏地方事宜，然仅由通政司投递，引见一次，辞朝，即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接受左都御史徐元文的建议，增加会面次数，以便官员陈奏地方事务，皇帝予以咨访，观察其人的才具优劣，以及督抚保举是否得当（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三）。至此藩、臬有了不只一次的面君机会。正是在这一制度下，道光帝、咸丰帝每回召见张集馨、段光清几次，动辄三五次，真是不嫌繁细，实为一种勤于理政的表现。
召见的时间，都是在上午早些时候。段光清记录他的召见，每次都是在黎明进宫，等候面君。张集馨对召见的钟点笔录有时严谨一些。道光二十九年的召见，都是五更到宫门等候。咸丰六年十月初三日辰刻（七时—九时）在大内养心殿召见，十三日也是辰刻在圆明园勤政殿会面；十五日丑正（二时）张集馨进圆明园等候，辰初（七时）见咸丰帝骑马过来，张集馨在最后被召见，时在巳正（十时）；二十日仍然是辰刻召见。咸丰九年的召见，均在巳刻（九时—十一时）进行，五月十八日这一天，是在玉泉山清音斋召见的，张集馨于卯刻（五时—七时）到宫门侍候，辰正（八时）见咸丰帝乘马而至。据做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记忆，乾隆帝每天必定在卯刻起床，冬天时节驾临乾清宫，还要点寸许的蜡烛天才明亮（赵翼《檐曝杂记》卷一《圣躬勤政》）。咸丰帝基本上在辰刻以前会见军机大臣，而在辰刻召见地方官员，还是传承了祖宗的惯例。据此而言，对道、咸二帝，仍然可以用赵翼的“圣躬勤政”来形容他们的勤于处理政务。
帝王趣话第5节 道光帝、咸丰帝（4）
道光帝是有见识、有责任感而缺乏刚毅性格的君主
关于道光帝的识见、性格，有学者认为他“犹豫不决，愚昧无知，气度狭小”。也有人评价他“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他们所论均有事实凭据，笔者在这里不是要同他们讨论什么事情，而是谈一点想法。考察道光帝的识见有三桩事情可做依据。其一是继位之初的接受军机大臣英和的建议，清查陋规，整顿吏治，然而刚一实行，遭到朝内外官僚的反对，他立即罢手，并将英和撤职。
其二是支持禁烟派，任用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但是英国军舰一打，他又软了下来，订立屈辱的南京条约，并惩办禁烟中坚人物。
其三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策试贡士的“制”文中云：“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一）。务实，这是道光帝的一贯主张。清厘陋规整饬吏治，严禁鸦片烟毒，是朝政
中的大局，是势在必行的，道光帝认识到了，抓住了，问题就出在不能紧抓不放上。在道光帝的意识里办理这类事情就是整顿，通统属于他不离口的“整顿”范畴。务实、整顿，说明道光帝是有见识的，也是有主见的，确实不是昏君，但是他不能坚持主见，反映了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似乎可以说道光帝能够察觉朝政中固有的那些问题和弊病，至于外国侵略者的汹汹来势之不能识及，就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够认识到的，可以不作深论。要之，道光帝是有识之君，而没有坚毅的品格来支持他坚定自家的主见。
道光帝对国家的责任感之强烈，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六年（1836），他在召见中告诫张集馨，不能光是洁身自好，还要管好属吏：“持身虽严，而不能察吏，尚未能了我事也。”“我岂肯以好好地方，听人糟踏耶！”二十七年（1847），道光帝召见中要求川臬张集馨赶快赴任，说“我地方要紧，汝明日不用再递牌子（意为不再召见）”。道光帝一口一声“我”的地方，“我”的事情，将国家、地方、政事都视作“我”的。本来，朕即国家，政事、地方、民人都是皇帝的，不必讲了，问题是道光帝这里是要求官员协助他把政事、地方、百姓管理好，使国家安宁、百姓乐业，从这里我们看到道光帝的治理好国家的一种责任感。他将国家、人民看作是他所有的，很自然地具有管好的责任。因此说他有责任心，不足为奇。“朕即国家”，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皇帝是专制主义的象征，对这种专制皇权应予批评，多年来都是如此做的。不过皇帝对国家的那种高度责任心，以至有的亡国之君以身来殉社稷，后世走马灯式的国家治理者很难有那样强烈的感情。因之，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神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