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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盟友。在这种情况下，本卷引用的电文、备忘录和会议报告中所包含的某些情绪和词句，可能会使其他国家的读者感到不快。对此，我只能提醒他们：这些文件具有历史的价值，而且我们当时是进行着一场残酷的、可怕的战争。人们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对于想把自己置于死地的敌人，总不会婉言相待吧。另一方面，如果把对当时的敌国使用的一切刺耳的话改得柔和一些，那就不能表现真实的图景了。·时·间和·事·实将治愈一切伤痛。
温斯顿·斯·丘吉尔
于肯特郡，韦斯特汉，
恰特韦尔庄园
1951年9月1日
第一章 制海权 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
制海权——地中海获得解放——对德国潜艇的殊死斗争——大西洋战役是战争的举足轻重的因素——大西洋护航会议的召开——对德国潜艇的决定性的战斗和胜利——空中掩护保护了我们的商船队——1943年4月的高潮——值得欢迎的间歇——新武器——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对太平洋战争的回顾——争夺新几内亚的斗争——所罗门群岛——瓜达卡纳尔岛——赫赫的战功——我们为帮助美国所作的努力——日本攻势的终结——日本在新几内亚的失败——形势的转变。
前几卷结束时，我们叙述到：在欧洲和亚洲的侵略者，都已被迫采取了守势。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标志着俄国形势的转机。到了5月间，非洲大陆上德国和意大利的所有官兵都被击毙或俘虏。一年前，美国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胜利，制止了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不再受到侵略的威胁。今后，在欧洲，轴心国势必要期待和等候英美策划已久的进攻了。美国庞大的陆军，在实力和素质方面，都逐月有所增长，但是除非发生另一个重大的有利转机，西方盟国将永远不能直捣希特勒的欧洲，从而使战争获得决定性的结局。在1943年间，英美的“制海权”在海洋的水面和水下，占有绝对的优势。“制海权”这个新名词指的是，海军和空军适当地交织在一起的联合兵力。直到4月和5月以后，德国的潜艇才被击败，我们终于控制了横跨大西洋的生命线。要是没有这种制海权，就不可能进行为解放欧洲所必需的大规模的两栖作战行动。当大部分欧洲仍然被希特勒控制的时候，苏俄势必要单独对付希特勒的全部残存兵力。
在地中海，德国的潜艇也被制服了。我们准备参加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战役的军队正在集结中，它们现在可以跨海进攻希特勒在欧洲的下腹部了。此外，地中海也是英帝国交通运输的主要航道。轴心国的势力在北非已被彻底肃清，这就使我们的护航队能够直达埃及、印度和澳大利亚；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苏伊士运河，由沿途新占领的基地出动的海军和空军，保护着这条航道。以前绕过好望角的漫长的迂回航行，曾经在时间、力量和吨位方面使我们遭受巨大的损失，这种局面很快就要结束了。前往中东的每一批运输船队，平均节省了四十五天，这就一下子大大地增加了我们海上运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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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半中，单独对德国潜艇、磁性水雷以及海上袭击舰所展开的斗争，都已经叙述过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和我们并肩作战，这是盼望已久的最重要的事件，但在最初，却似乎增加了我们在海上的损失。
3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在1940年，我们损失的商船共有四百万吨，而在1941年，则超过了四百万吨。1942年，美国成了我们的盟国以后，盟国船舶的数量扩大了，但被击沉的船只却几乎达到八百万吨。到1942年底，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船只，比我们建造的船只还要多。我们的一切希望和计划，都寄托在美国的庞大的造船计划上。在1943年间，新吨位的统计曲线急剧上升，而损失的统计曲线则下降了。在1943年年底以前，我们新增加的船舶吨位，终于超过了各种原因所造成的海上的损失，而在同年第二个季度里，德国潜艇的损失，第一次超过它的补充速度。
不久以后，将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大西洋上被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量，将超过被击沉的商船的数量。可是在这以前，还要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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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大西洋战役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
我们一刻也不会忘记，在其他地方的陆上、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最后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而我们在忙于其他一切事务时，始终抱着希望或不安的心情，一天天地观察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化。人们在时常极端烦闷、屡遭挫折、经常会碰到不测之灾的环境中，长期从事艰苦劳动，这种生活往往由于意外的或戏剧性的事件，而使人精神为之一振。可是，对于在反潜艇战斗中的每一个水兵和空军人员来说，他们的日子却始终是那么令人焦虑而又平淡无奇，很少有令人振奋的战斗来打破那种呆板单调的生活。他们一刻也不能放松警惕，在他们眼前，随时可能闪现可怕的危机，有时带来了光辉灿烂的幸事，有时则带来了生命攸关的悲剧。许多英勇的行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坚韧不拔的业绩都已记录下来，可是那些殉难者的事迹却是永远湮没无闻。我们商船的海员们表现出他们最高贵的品质，而海上的兄弟情谊，在他们的旨在战胜德国潜艇的决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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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作战指挥部内部进行了重要的调整。海军上将安得鲁·坎宁安爵士，曾经以我国海军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在华盛顿，于1942年10月奉召回国，指挥参加“火炬”作战计划的盟国海军。海军上将帕西·诺布尔爵士，从1941年初以来，一直在德比大厦，即设在利物浦的西部海口总部，担任指挥大西洋战役的职务，这时带着德国潜艇问题的无可比拟的知识前往华盛顿，他在利物浦的职务则由海军上将马克斯·霍顿爵士接任。霍顿海军上将以前指挥英国潜艇的作战行动，曾表现了突出的才能。1943年2月，空军中将斯莱塞担任了空军海防总队总司令。结果证明这些安排都是正确的。
卡萨布兰卡会议曾经宣布，战胜德国潜艇是我们的首要目标。1943年3月，在海军上将金的主持下，在华盛顿召开了大西洋护航会议，目的在于集中盟军的一切力量用于大西洋。这种制度并不等于指挥上的完全统一。我们和美国在各级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在最高领导方面也完全融洽一致，但是两个盟国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却使用了不同的方法。美国没有像我们空军海防总队这样的机构；而在英国这边，或者说，在大西洋上接受援助的一边，空军行动则是通过这样的机构，由一个单独的司令部指挥的。这就取得了高度的灵活性。空军编队可以从平静无事的地区，迅速地转移到危险地区，而5制海权。瓜达卡纳尔岛和新几内亚且司令部也经常从美国方面获得大量的增援。另一方面，在华盛顿，则是通过一些独立自主的附属司令部进行指挥，这些司令部称作“沿海前哨站”，每个司令部都分配有一定数量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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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风暴使我们的护送舰只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制止了德国潜艇的袭击。1943年2月，冬季风暴过去以后，敌人在北大西洋集结的潜艇数目急剧上升。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所掌握的作战潜艇，虽然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可是在1943年初，其数目却上升到二百十二艘。3月间，经常有一百多艘潜艇在海上出没，因此，就不再能够依靠机智地改变航线，来摆脱成群结队的潜艇的追踪了。这个问题只能由护航队本身的海空联合兵力来解决。在那个月里，世界各地被击沉的舰只，几乎达到七十万吨。
在这些压力下，我们在华盛顿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和加拿大对沿着北大西洋主要航线前往英国的运输船队，负保护的全部责任。我们现在和德国潜艇进行决战，并且取得了胜利。这是由两个联合的海空司令部负责指挥的，一个司令部设在利物浦，由一名英国海军上将负责，另一个司令部设在哈利法克斯港，由一名加拿大海军上将负责。
从此以后，英国和加拿大的舰只就在大西洋方面提供海上保护，而美国则仍然负责保护他们驶往地中海的商船队和他们自己的运兵船只。在空中，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空军，完全服从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的联合司令部的日常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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