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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如愿以偿率部到台湾，即出任台湾防卫司令， 1954 年接替孙立人担任“陆
军总司令”，“孙立人事件”后，奉调“总统府参军长”，从此，他在蒋介石的提
携下，展现其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最具实权的将领。
一般而言，蒋介石重用他，系回报他的“忠贞”。可是，据“警总”前副参谋
长王某表示：“蒋介石重用黄杰的政治意义在于：
（1 ）表明蒋介石支持“警总”的立场，使“警总”的权威在短期内得以树立。 （2 ）建立情治系统新的领导体系，而使“警总”“以军令掌理民政”的措施，
可实施得更彻底。
（3 ）黜退老将，使何应钦、郭寄峤、余伯泉等非黄埔嫡系将领至此不复当权。
（4 ）可显示蒋介石对戒严法的重视。
除此之外，黄杰接掌“警总”，也奠定未来出任“总司令”的人事传统所须具
备的条件。据一位陈姓退役将领分析说：基于“警总”传统人事的安排，及情治系
统“互相制衡、彼此监督”原则的考虑，出任“总司令”的条件为：
（1 ）必须出身黄埔系统，且是“最高领袖”忠贞的长年部属。
（2 ）个性沉稳内敛，具有调和鼎鼐能力，处理事务能“先意承旨”，遇事能
任劳、任怨、任谤，而为当局分忧解难，无视于外界责难。
（3 ）在军令部门曾担任主管情治业系的首长，与具有指挥兵团作战的资历。
（4 ）在国民党内，须位居国民党中央委员。
（5 ）确立“总司令”的产生，一律以“外调”为主，而不由内部将领循序而
升。
以出任“总司令”的条件推断，“警总”权势之大，绝非偶然，以黄杰时代而
言，他的确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在短短四年内，黄杰大量引用防卫总
部的干员，以增进“警总”内部的强悍作风。他为了巴结蒋经国，时时借重政战势
力，加强意识形态的办案基础。他也厉行“非国民党员”不得为“警总”干部的政
策，使“警总”上下成员，在“政党认同”的情势下，对于不利“党国”的组织和
个人，都视为敌人，加以监视或镇压。
黄杰的努力，终于使“警总”成为台湾最负盛名的情治机构，令人闻之而色变。
综观“警总”在黄杰时代办案“绩效”，雷震案的发生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
据当年承办此案的台高级官员张某说： “1959 年9 月4 日，黄杰以迅雷不
及掩耳的强硬手腕逮捕雷震后，贵为副总统兼行政院长的陈诚，竟不知悉此事。事
后，陈诚严厉诘问黄杰说：‘处理重大案件，依行政权责区分，‘警总’为何不事
先报院核定？’拒料，黄杰出示‘总统手谕’说：‘我循统帅系统，报请当局核备，
而后奉最高统帅指令行事，无须事先报院核定’……”黄杰强悍的答复，令陈诚为
之气恼。
由于黄杰处理雷震一事，手法干净利落，并主动为当局背了一世的“黑锅”，
复以其肃清侧反案件，迭有绩效，颇见重于当局，从此官运亨通，政治地位扶摇直
上，先后膺命要职，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国防部长”、国民党中常委，并晋升
“一级上将”，其一身兼俱“党政军情”四大系统资历，可谓是黄埔将领的“异数”。
第三任“总司令”陈大庆：“警总”交替时代
黄杰之后，接任“警备总司令”的是陈大庆。他出身黄埔一期，一生的军旅生
涯与情治工作有关。在大陆时代，他曾任京沪杭警备司令、淞沪警备司令，为汤恩
伯的助手。1949 年，在上海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与蒋经国结为莫逆，成为蒋氏
麾下的情治大将。国民党逃台后，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副主任（主任是蒋经
国）。1953 年，出任“国安局副局长”。不久即升任“国家安全局长”。1962
年11 月，出任“警总”第三任“总司令”。
陈大庆接掌“警总”后，可谓是“警总”“交替”时代的来临。因陈大庆以
“情治”发迹，特别了解“情治”工作的特性。所以，他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同
时，他对“警总”内部的人事安排、编列的改革、权力的行使、布建方式的改变等，
均做了重大的调整，从此奠定“警总”对外行使职权的模式。
陈大庆任内，适逢台湾度过了危险的十年，政治、经济局面均面临起步的阶段，
台湾一切尚属承平， 50 年代大整肃甫告结束，政治分歧分子于雷震案后个个噤若
寒蝉；因此，陈大庆在其任内的工作重点，即是大肆修缮“牢房”、整顿职训总队
的管理，并加强对内的钳制，将“警总”权力的触须广泛地伸入校园、学术界、文
化界、娱乐界。
陈大庆为“隔绝中共对台的渗透”，他非常重视出入境管制的工作，他曾多次
“上山下海”，到台湾各地海防、山防检查哨巡视，对于机场、港口的管制作业，
均有详细的规划。
他藉行使职权之便，对校园、文教界、学术界、新闻界、娱乐界展开史无前例
的“严厉控制”，使台湾的学术界从此进入了黑暗年代，使一般知识分子对政治视
为可怕的“黑箱”。这期间，对徐复观的监视，对许倬云的管束，对“中研院”的
钳制、对彭明敏看管等，均由陈大庆一手制造。尤其在“彭明敏事件”发生后，所
受株连的学者不计其数。
在他“刀剑之下”的手段下，先后威迫殷海光、徐复观、许倬云、郭廷以、李
万居等人的手段，至今仍令人难忘。尤其是在他默许下，“警总”的政战势力，涉
足了民间政治和文人的活动，造成社会与台湾当局的怨隙逐渐加深，使台湾的外在
形象与学术发展蒙受许多不利的伤害。追本溯源，这些怨隙的存在，固然国民党需
要负责，但陈大庆也难辞其咎。
当陈大庆一手挑起“彭明敏事件”后，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故陈大庆为表示
对“彭案”的负责，不得不去职，转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结束他长达20 多年
的情治生涯。随后，他又接替黄杰先后出任台湾省主席、“国防部长”、并晋升
“一级上将”，就任台湾“国防部长”未及一年溘然长逝。
第四任“总司令”刘玉章：“警总”萧规曹随时代
陈大庆之后，蒋介石拔擢忠贞战将刘玉章接掌“警总”。刘玉章，号称“刘光
头”，出身黄埔四期，征战南北。他出任“总司令”，出乎许多将领的预料。一般
认为，刘玉章所训练出来的52 军，虽称“情治军”，但刘玉章本人井非是“警备
总司令”的适当人选。故而，刘玉章上台后，一切秉承陈大庆时代的“旧制”，使
“警总”进入了“萧规曹随”的时代。
刘五章虽秉承旧制行使职权，但“警总”依据“意识形态，，处理问题的心态，
颇有欲罢不能的趋势。在刘玉章任内因文学而入狱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民主台湾联盟事件”、1969 年的“柏杨案”、1970 年的“彭明敏潜逃
事件”等，均在此时期发生。
以“柏杨事件”而言，柏杨翻译《大力水手》，行诸报刊后，“警总”竟以
“影射方式、攻讦政策、侮辱元首、动摇国本”等莫须有罪名将柏杨系狱，关了9
年多。1970 年1 月，彭明敏在“有心人士”的协助下潜逃出台；2 月台东“泰源
监狱”又发生暴动；刘玉章为这些事，曾向蒋介石“自请处分”，但为当局不予议
处，并加官晋爵，直升“陆军一级上将”，成为国民党的第一位“四星上将”的
“总司令”。然刘玉章为对彭案负责，一再重申“前议”，终为蒋介石接受，结束
他的戎马一生。
刘玉章之后，台陆军将领皆认为陆战队司令罗友伦将是“警备总司令”的最佳
人选。不料，命令发布后，竟是“陆军副总司令”尹俊接掌“警总”。
据了解：蒋介石之所以舍罗友伦而就尹俊，与罗友伦做事独断的个性有关。
第五任“总司令”尹俊：“警总”胡混保守时代
尹俊出身黄埔六期，是所谓“古宁头战役”的英雄。1957 年“五·二四事件”
后，接替刘炜出任“宪兵司令”，尔后调任“军团司令”、“陆军副总司令”，他
与蒋氏父子都有交情，也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军人。
尹俊在1970 年担任“警备总司令”，上任后，正逢国民党外交局势逆境，进
而影响内部的稳定。同时，蒋介石年事已高，卧病在床，所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