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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39岁后元年（B88，癸已）69岁。
后元元年春正月，昌邑王甫薨，谥曰哀王。
6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侍中仆射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反。
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光禄大夫霍光，太仆上官桀讨之，伏诛。
［初，马何罗与江充善，而马通以诛太子时有功封侯。及上灭充家，何罗兄弟惧。遂谋反。
《汉书·霍光传》记：“后元年，侍中莽（马）何罗与弟重合侯马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诛之。］
［“马何罗与江充相善。及充败卫太子，何罗弟通用诛太子时力战得封侯。后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羽。
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日磾视其志意非常，心疑之，阴独察其动静，与俱上下。何罗亦觉日磾意，以故久不得发。
是时上行幸林光宫，日磾小疾卧庐，何罗与通及小弟安成矫制夜出，共杀使者，发兵。
明旦，上未起，何罗从外入，日磾心动，立入，坐内户下。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日磾得抱何罗，围住曰：马何罗反。上惊起，擒之。］
7月，削燕王旦三县。
是月，欲立少子刘弗陵为太子。因其年小母少，恐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先赐弗陵母赵婕妤死。
［《汉书·外戚传》：“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
［清儒杭世骏以为无杀钩弋事：
“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事亦有之者。考之《西京杂记》钩弋夫人从事甘泉，告上曰：‘妾相运为陛下生一男，年十七。妾当死，今必死于此，不得为矣。愿自爱。’言终而卒。香闻十余里，因葬云陵。上哀悼之，发冢开视，惟衣履存，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
是岁，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霍光。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70岁后二年（B87，甲午）70岁。
正月，朝诸侯于甘泉宫。赐宗室。
司马迁失官，后失踪（遁隐？）。（说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迁遗一女，适平通侯杨敝。著《太史公记》百三十篇传世，即《史记》。
［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
“案史公卒年，绝不可考。……要之，史公卒年虽未可遽知，然视为与武帝相终始，当无大误也。……今观《史记》中最晚之记事，得信为出自公手者，唯《匈奴列传》之李广利降匈奴事征和三年，余皆出后人续补。］
《后汉书·蔡邕传》：“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传于后世。”
［何按：关于司马迁卒年，史无明文。
但武帝未杀司马迁，亦未禁毁其《太史公书》。疑马迁之失踪或遁隐与霍光有关。武帝死后，昭帝以幼冲之年临帝位，大政托孤于霍光，霍光是去病之弟，卫皇后、卫太子及卫青宗亲。他执政不久，即发动政变，黜夺田千秋、金日磾等托孤重臣的权力。又以勾结燕王谋反之可疑罪名逼死上官桀、桑弘羊等旧臣。霍光最终立卫太子之孙为宣帝，从而为卫氏家族全面平反。卫青生前与李广有隙。司马迁亲近李氏家族，由于为李陵辨冤而获罪，《史记》中明显贬卫霍而扬李广。所以霍光必不能容之。因此，司马光在昭帝朝的神秘隐遁或失踪，必然与霍光的柄政有直接关系。］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子长游踪”条：
“（司马迁）既座刑，乃卒述黄帝至太初，则书成时，必六十余矣。后为中书令，卒必在武帝之末。《参世家》末言参之五世孙宗以征和二年坐太子死，即戾太子也。又田仁、任安二人皆坐戾太子事诛，而《史记田叔传》及仁死事，且云予与仁善，故述之。又《报安书》作于安下狱将论死之时。则‘巫蛊’之狱，戾太子之败，迁固亲见之。又四年，武帝崩，《汉书》本传于《报任安书》后言迁卒，则在武帝末或更至昭帝也。］
［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