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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要知道：杨崇伊到底有什么证据以支持这些指控。虽然杨崇伊也承认，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有理由相信：康有为和维新运动中的其他人，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这场阴谋受日本的影响和支持，还有英国佬也串通一气。杨崇伊向太后保证：自己并不反对维新本身，他反对的是：将这样重大的变革交由那些野狐禅和“倭寇”们决定。
这些骇人听闻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赖的皇室成员的支持）被精心设计得让慈禧别无选择，除了走出退隐并重新训政。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告诉御前会议：她拒绝仓促做决定。不过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见得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偏移了。
慈禧对她侄子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觉察，至少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之前是这样。颐和园距离紫禁城也不过只有6英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不下10次去看望过他的姨妈，而且她也回过几次紫禁城。他们并非彼此隔绝（除非是在西方使馆和传教士社团的想象当中，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来源实在少得可怜）。会晤期间，慈禧有足够多的机会亲耳从他侄子那儿听闻他在干些什么，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将哪些大臣革了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慈禧在会晤期间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干涉，也没有记录表明她命令过她的侄子做过任何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直到此刻为止，她没有反对过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庆亲王、端郡王及其他顽固分子跑去连篇累牍地说服她、李鸿章通过他的代理人这样去刺激她，也许，她压根就不会出面干涉。杨崇伊奏章上的白纸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并不是那个最先动手的人，不管后来她如何经常地受到指责。李鸿章才是幕后的煽动者，是他操纵了铁帽子们和御前会议。
慈禧没有预料到麻烦。退隐后的她一头扎进了颐和园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里。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巨石运到颐和园，样子就像陨石，比一匹马还要高，那是一位省级官员为她院子里的花园而备办的一件礼物。而如今，御前会议中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却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对她侄子的奏折条陈完全淹没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纵的。虽然有一些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也被无限夸大了，但有一些却让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禅康有为之间的秘密关联，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密谋。这一刻，她还不能确定指控背后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认真想想，暂时顶住要她采取行动的压力。
控告本身并不让她烦恼，让她烦恼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一项指控都可以个别处理，但最终的结论却颇为棘手：光绪无能，不能让他独自掌管大清帝国。这是一份在朝廷上盘旋多年的供述，对亲王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的慢性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信心。他从来都没有发展出对他的竞争对手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所需要的自信。当发现竞争对手毫无防卫能力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迅速地引发满洲人的杀戮欲了。
第四部分 逃亡第61节 告密（2）
作为大清王朝的女家长，慈禧的责任就是不断给自己施加重压。从前，她精力旺盛、意志刚强，如今已经精疲力竭。六十出头的年纪，虽然风韵依然，但身体却越来越沉重疲累。睡着了的时候，她的脸扭曲而僵硬，虽然微笑的时候依然像个小姑娘一样灿烂妩媚。在她并不常见的微笑的背后，是一汪忧郁的深潭。在庞大的人群中，她茕然独立已经差不多40年了。她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被毁，经历过丈夫的死和热河政变，经历过儿子的堕落、谋杀和1875年的继位危机，经历过8年几乎致命的疾病以及中日战争可耻的战败。这次战争暴露了京城里每一个人的无能，包括她自己。在成为太后的最初几年里，她完全依靠恭亲王，直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同治的不良行为和恭亲王自己的粗疏傲慢而变得不愉快。当皇座上缺乏一个有魄力有权威的男人、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拯救王朝的皇帝的时候，他们就把重任放在了一个女人的肩上，而她也只得依靠那些更糟的男人。在任何危机时刻，她只有寻求李鸿章的帮助。但中日战争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奸诈狡猾的李鸿章，也不过是一块朽木。再也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
她的死鬼丈夫相信：是他统治时期的天灾让他承受了王朝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打那以后这么些年，她发现咸丰是错的。天灾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持续发生，没准会永远这样下去。她顽强地避免王朝的崩溃，不断希望争吵不休的王公大臣能找到共同的立场，就这样耗尽了一生。而那些王公大臣们，非但没有致力于王朝的新生和中国的复兴，相反，他们的分歧反倒比以前更加剧烈了。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窝里斗。眼见得光绪就要成为此种家族病的下一位受害者，这一前景实在堪忧，处理起来不能不谨慎。她要小心翼翼地亲自着手调查。
在她的手上，已经送走过两位皇帝，如今眼见得又要送走第三个了。
当这一控告在颐和园内太后的住处悄然进行的时候，天津的荣禄总督先后发来了三封电报，警告说有7艘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要塞前，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这一值得注意的非常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后来，英国公使馆解释说，此事“纯属巧合”，只不过是直隶湾的一次例行巡航，不过这样的巧合实在也太巧了。人们纷纷猜测，英国已经加入了日本的一场的阴谋，这场阴谋和此前伊藤博文的秘密访问密切相关，并且，爱管闲事的传教士、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猜测。
李提摩太是“伦敦传道会”2一位交游广泛的代表，他来到中国，最初在山西地区传教。无法抵抗乡下饥荒的恐怖，在忍受过神经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后，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自己的一项天赋，就是与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们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这些人的西学输油管自居。有大量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李提摩太对此负有责任。他所作的这些事情，没有哪一桩是纯粹出于利他的动机，李提摩太对政治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结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而这些人之所以对维新感兴趣，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团伙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怂恿名士们，让他们相信：在中国，保守的当权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国的自由党人取代保守党人，一个新世界将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团不能理解：欺骗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再一次证明：关于在中国很容易取代现有权威的宏大设想，能够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同样也被人奉承和误导，通过他们，李提摩太对维新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当他雇佣康有为最紧密的追随者梁启超担任他的中文秘书之后（这一行动在满洲人眼里确凿无疑地表明：大英帝国政府和维新运动的狂人集团已经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开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帮着李提摩太忙前忙后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处推销“基督徒能够和儒教徒结婚”的观念。这两个家伙梦想着把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中国上层传教会”。
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新来者的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李提摩太并非是个没有个人野心的家伙。许多外国人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置于影响中国的位置上。赫德断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发现：那些追随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学士们）是带着政治目的这么干的，并且，他们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们……李提摩太是个狂热分子，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们的那些观念：改良中国，重塑其公共机构，简言之，就是要带动它的政府往前跑，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美妙了。”
英国军事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