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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己更像中国人。”
打那以后，赫德就为满清政府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国家税收。他的海关还管理着皇家邮政局。在这里工作的人，其薪水和其他进项加起来要远远超西方外交部门，再加上中国廉价的住房、食品和仆人，一个精打细算的家伙就能节余下他的一半薪水，并计划提前退休。中国海关成了人们最向往的地方，其吸引力要超过一个人在西方所能谋到的任何职业。国会议员和其他要人都缠着赫德，请求他雇佣他们的孩子，或者他们亲戚的孩子。赫德自己的亲戚则常常指责他冷酷无情、六亲不认。许多年来，赫德慎重地雇佣了几个大有来头的被推荐人，通过这样明智的任命，他很快就在伦敦和其他国家的首都为自己赢得了一大批支持者。
到1866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海关。他是唯一一个由中国政府任命的海关管理人员，独立地对海关的一切业务负责。政府给了他一笔特别津贴，由他决定怎么开支，别人无权染指。
有时候，他也感到疲劳、厌倦、身体不适、孤独寂寞，但每当他打算辞职回家的时候，他就提醒自己：“困难的产生，或许正是由于我独自掌控了几项未完成实验的线索的缘故。”“我希望能让中国强大起来，”赫德写道，“我也希望能让英国成为它最好的朋友。”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40节 咱们赫德（3）
赫德的主要敌人，是他自己的同胞——主要是那些希望一夜暴富、马上回家的英国商人。“我们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可不是为了锻炼身体。”他们喜欢这样说。他们反对妨碍自己赚钱的任何控制。
在北京的英国外交官中，有些人也恨透了赫德，有些人则暂时还算友善，也看重他的见识，他在朝廷上的调停，或者他对完全秘密的敏感事件做出公断的能力。虽然他爱中国，对自己在这里的未来也充满希望，他甚至从未回过国。不过，他的外套、衬衫、夹克和内衣裤，则全都是从家里寄来的。同样，他的糖果、酒和活页乐谱（他照着谱子演奏小提琴），他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从英国的商品名录中订购的。
1865年的下半年，恭亲王同意赫德离任几个月，为某些紧迫的个人事务而回趟家。这是他将近12年来首次回到英格兰。他的紧迫个人事务被称作安娜、赫伯特和亚瑟。
自从1855年以来，他一直维持着和他的中国情人阿瑶之间的关系，此时，他们已经有了3个孩子：安娜（出生于1858年底或1859年初）、赫伯特（出生于1862年）和亚瑟（出生于1865年）。许多年以后，他已经是个时刻为儿孙操心的老人了，赫德通过他的日记回到从前，抹去了大多数提及他和阿瑶之间风流韵事的部分，于是，关于阿瑶的结局就完全没有了记录。我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就是：1865年，阿瑶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显而易见的原因是死于第三个孩子的分娩。赫德把这3个孩子送回了英国，寄养在一户人家，并提供他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直到他们成年。他再也没见到过他们。
虽然赫德很少提及阿瑶（哪怕是转弯抹角），但他从未忘记她。在10年之后（1875年）的一封信里，他描述她“是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温和亲切、最通情达理的的人”，而给自己分派的角色则是“一个傻瓜”。
迫使赫德不得不向恭亲王告假回国的另一件紧迫的个人事务就是：他决定找一位合适的妻子。阿瑶死后，他已经是自由之身了，正如他向自己的日记所倾诉的：“我感到更加孤单了，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妻子。”那时候，他已经每年挣4；000英镑了，即使是在伦敦，这也是很高的薪水了。
他找老婆也像当初买阿瑶一样干净利落、直截了当。刚刚回到北爱尔兰，他就认识了赫丝特·简·布雷登，他的家庭医生的女儿，5天之后就向她求婚。赫丝特是个一本正经、严厉刻板的18岁女孩，是维多利亚时代老古板的典范，敏锐的眼睛能测度最有利的机会。赫德所寻找的并不是什么浪漫激情，而是一桩和他的身份相匹配的维多利亚式的婚姻。他们的恋爱时期持续了3个月。当他们1866年8月22日结婚的时候，赫丝特只有19岁，而赫德是31岁，但对于一个已经在遥远的东方扬名立万的男人来说，这样的年龄落差似乎也没什么不合适。
赫丝特陪伴他在中国度过了十个年头，在此期间，她因为流产而失去了第一个孩子，后来生下了女儿伊薇和儿子爱德加。她在北京的生活是舒适而愉快的，就像在不列颠帝国治下的任何地方一样。这儿有赫德的社交集会，而且，当她去拜会公使馆的女士们的时候，她乘坐的是一乘四人抬的绿色轿子。
赫德夫妇即使谈不上恩爱，也可算得上相处融洽，而且赫德也为赫丝特和孩子们而感到自豪。和大多数殖民地婚姻一样，孩子是在婚姻这杯牛奶变酸之前趁早分居的、方便而正当的理由。1876年，赫丝特的责任完成了，她带着孩子们回了英国，开始享受她劳动的果实——作为著名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妻子。
而那时候的赫德，仍然住在北京市郊一幢中国房子里，他曾经为让赫丝特高兴而将这里重新翻修过。1877年，清廷允许他搬到靠近使馆区的新住地，在马可·波罗路7的一个拐角处，为的是方便他处理海关事务。在那儿，他建了新房子，一幢西式别墅坐落在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还有办公室和雇员们住的单独小别墅。赫德的房子被设计成一个字母H，有休息室、台球室、他乱七八糟的办公室和招待中国客人的接待室。像北京大多数住处一样，也被一圈高墙环绕着。
当他1878年4月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和赫丝特有过短暂的团聚。这次重逢使赫丝特怀上了他们最后的孩子：一个小名叫诺丽叶的女孩。赫丝特也跟着赫德一起回了北京，1879年11月1日，诺丽叶出生。神秘的东方生活已经不再能激起赫丝特的丝毫兴趣，1882年她带着孩子回了欧洲。在这之后的20年里，赫德夫妇一直分居两地。赫德一直很谨慎，对这样的分居生活从不做任何解释，只通过邮件保持忠诚的联系。赫德在金钱方面一直也很谨慎，他正在成为一个阔人，供养着赫丝特在英国和欧洲大陆过着奢华的生活。这正是她一直所希望的，他没有让她失望。
当今圣上两位最重要的仆人如今正面相对了：李鸿章和罗伯特·赫德，最有权力的中国政治领袖和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人。他们逐渐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但却维持着疏远的私人关系。总督大人在北京的时候，赫德就尽可能经常去拜访他，时间一般是夜里10点，一直要呆到很晚，常常聊至深夜。在赫德的日记里，李鸿章被当作重要的内部消息来源而再三被提及。他对李鸿章简朴的持家之道赞佩有加；总督大人用一张普通的桌子招待赫德，吃的通常有鱼、小鸡和一大碗米饭。赫德好意地向衙门里的人谈起这些，还说他本人也很讨厌铺张浪费。不料，他的话很快就传到了李鸿章那里。下一次赫德去的时候，李鸿章备了一桌精美的菜肴，足足有60多盘，从鱼翅到荔枝，应有尽有。食量再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赫德被迫每样菜都尝了一点，而李鸿章则对他的局促狼狈甚为得意，不动声色地评论道：“这回你再也不会到别处去说在我家吃得像个苦力了吧。”
罗伯特·赫德见识过李鸿章最好和最坏的一面。那是1864年他被召去调停李鸿章和戈登的激烈争吵的时候——那段时间戈登向他介绍了李鸿章的背信弃义和冷酷无情。
赫德一直提防着李鸿章，但面对政府中大量的犬儒主义和不诚信的行为，他并没有灰心丧气。从专业的角度讲，他尊敬李鸿章，这种尊敬随着两人在各自的任上渐渐老去而逐步增长。“李鸿章并不很坏，”赫德说，“但他所处的环境则很糟糕。他很有才能，但却缺乏正直和诚实。”
尽管李鸿章腐败、不诚实和机会主义，但他是个行动的人，只要他拿定主意的事情，就一定有能力做好。他使自己陷身于大量例行公事和令人讨厌的工作上，在有限的细节问题上倾注了他的精力。其他的汉族大臣可能在晒太阳，避免任何麻烦，而李鸿章却是个肉身发电机，这倒有点像北爱尔兰佬所赞赏的某种品格。“他渴望工作，”赫德曾经评论道，“而其他人，正好乐得让他取操持那些令人讨厌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