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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525页的大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观察家》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在最初的18个月里，前一本书就重印了8次，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使它成了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和宣传员们的第一手资料。
这许许多多的肯定，至少有10位以上的学者和作家用更简单的方法也得到了，他们所做的，就是借助巴克斯的材料，并对不利的证据假装视而不见。他们使用的第一手材料有其他人的通信和日记，这些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并且，他们有比巴克斯多得多的、五花八门的途径可以接近太后和她的宫廷。1900年的拳乱之后，有大量的书籍和杂志文章发表，包括由窦纳乐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24所撰写的记述，她们所有人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太后。她们通常并不苛责慈禧，相反，倒是笔端常带同情。男性评论家对此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许多年来，有一本回忆录被人们反反复复地抨击为欺骗——这就是德龄25关于她作为慈禧御前女官的3年生活的记录，事实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欺骗，它所征引的材料基本上都确凿可信。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对于那些在慈禧死后粉墨登场的西方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必须解释：她是如何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搏杀中幸存了下来。与巴克斯和濮兰德不谋而合，他们顺着典型的西方女王（凯瑟琳·美第奇和凯瑟琳大帝26）的线索，假想出慈禧太后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些作者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持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任状，以证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学专家或东方学者、外交官或传教士、军事人员或新闻记者。然而，就已经出版的那些关于慈禧的记述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的。当需要引用材料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互相引用，同时，他们所有的人又都会引用巴克斯。反过来，巴克斯所引用的又是满汉文材料，而这些材料，已经被证明是仿冒、创作和伪造，都是他和他的中国朋友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
巴克斯能够堂而皇之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些传统，这一传统就是利用“秘密”的宫廷历史（它们主要是、或者干脆全部是虚构和捏造的），对倒了台的皇帝、皇后和嫔妃进行诽谤。按照这个模式，他给慈禧所画的残忍的讽刺画，正是西方的性幻想和中国的春宫文学的巧妙混合，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唐朝。最好的标本，就是对女皇武则天的诽谤，千余年来，她遭受了作家和戏剧家们的系统诽谤，其情形，和慈禧如出一辙。
1974年，某些事情让牛津大学感到尴尬，也让各路汉学家们私下里有些沮丧，随着休·特雷弗·罗珀27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的出版，巴克斯作为一个伪造者、一个欺诈者和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了出来。特雷弗·罗珀教授披露：巴克斯和他的同伙为了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计，伪造并贩卖中国文学“名著”，其中就包括那些宫廷档案和日记，他们正是以此为基础编写了关于慈禧的那些书。
即使特雷弗·罗珀没有查究骗局的结果，仅凭此，我们也可以断定，巴克斯和濮兰德所合写的这两本书无疑会使历史的构成变得错综复杂，因为它们完全构筑在伪造材料的基础之上。然而，巴克斯所讲的关于慈禧太后的故事，是如此富有刺激，如此充斥丑闻、性和邪恶，而且又是通过如此优雅细腻、令人信服的细节来表现的，以至于大多数传记作者对之深信不疑。慈禧的这幅肖像，从此被刻在石头上，不可磨灭，即使是特雷弗·罗珀教授的书中，在提及慈禧时，也在沿用那些由巴克斯所打造的相同的暧昧措辞。骗子已经被揭露，但他伪造的材料至今还在充当学术的基石。
巴克斯这种才华横溢的缺陷，是他不幸的童年的产物。虽说他的弟弟们成了军人和海军将官，但巴克斯却是个不幸的种子，他的父母对他完全绝望了。他特别憎恨他的母亲佛洛伦丝，不断孕育的满腔怨恨后来就一股脑地发泄到了慈禧太后的身上。在牛津，他浪掷了自己继承的遗产，想混进奥斯卡·王尔德28的那个同性恋者的小圈子，接着，他从英国和破产中逃了出来，1899年初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在北京，没有人知道巴克斯的任何底细，尤其是伟大的新闻记者莫理循。最后，人们连估带猜地认为，他是一个在遵循“科沃男爵”29的传统方面有着非凡才华的色情作家，曾经靠写“信”谋生，这些“信”描述了他的同性恋遭遇，它们被谨慎地传播，后来被巴克斯的堂兄妹们私自出版，为他们自己同样的爱好聊解燃眉。早在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巴克斯就在色情文学方面崭露锋芒，此后，他对这一艺术的爱好保持了整个一生。这一说法，帮助解释了他的慈禧传记中，何以隐含着那样浓厚的性错乱主题，迷离纠缠，贯穿始终。
1943年4月，70岁的巴克斯住进了北京的圣米歇尔医院，在那儿他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留下了另外两本手稿：《死去的往昔》——童年时代的回忆录，以及《满洲的衰落》——一本关于他的北京生活的私人回忆。
《满洲的衰落》中最离奇的部分，是描写巴克斯和慈禧太后之间为时长久、淫秽不堪的风流韵事的那些段落——准确地说，就是发生在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的风流韵事。依照他的说法，这段故事开始于1902年，当时他29岁，而慈禧67岁。巴克斯强调，这种暧昧关系一直持续到6年之后慈禧太后去世。
这些描述，加之其他类似的段落，暴露了一个男人最痴狂的梦想，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利用莫理循、濮兰德、学者以及满世界芸芸大众的轻信盲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桩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持久的骗局。
尽管这样，他为慈禧太后所描绘的卑劣形象，仍然难以撼动，因为它在19九世纪到20世纪初叶为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借口，就好像这些行动针对的是愚蠢和残暴本身。
举个例子，重新检视一下著名的1900年拳民围攻外国使馆事件（长久以来这被归咎于慈禧太后的邪恶和愚蠢），实际上是由于西方人的威逼以及歇斯底里的行动所激起的，在围攻开始之前，他们就朝数百名中国平民、禁卫军官兵和朝廷大臣开枪，结果让他们自己的脑袋搬了家。后来，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提供了一份伪造的关于围攻事件的历史档案，这份档案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全世界反复发表，而那些最不为人知的材料却被保存在莫理循一本秘密的私人日记里，其中包括洋人对翰林院的掠夺和焚烧，一直以来，这一暴行也是归罪于中国人的。历史，又一次成为胜利者的版本。
莫理循的皮里阳秋使人陷入深深的混乱，但巴克斯的骗局却叫人震惊。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描写大清帝国最后岁月的材料，都将巴克斯当作首要的资料来源予以征引，这当中，不仅仅包括那些通俗传记，也包括像恒慕义30的《清代名人传略》（这本满清传记辞典受到所有研究生和学者的信赖）那样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