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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板，代理领事约翰·梅多斯，是个不守规矩的家伙，一个自封的自由思想家，高个子，络腮胡，灰杂色的头发，一对狂野的蓝眼睛——“极像一个疯子的眼睛”。梅多斯让中国的船匠给他打造了一条小航船，他打算等他离开领事馆（这为期不远）后就住到船上去。
梅多斯已经离开本国多年，搭上了一个中国女人，他们一起生活在领事馆的一侧。赫德被“梅多斯夫人”给迷上了，他注意到老板对她非常敬重，而那些传教士总是在他们的洋老婆身上大手大脚。一天晚上，赫德走过她的身边时发现她似乎很消沉，而“我的钮扣孔上正别着一支漂亮的玫瑰，我把它摘下来，在走过她身边的时候递给了她。然后，我又到领事馆的院子里采了一些玫瑰，回到屋内，把这些玫瑰全给了她。”
和中国女孩的这种天真无邪的邂逅与赫德白天繁杂的工作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工作日，赫德的时间完全用来帮着梅多斯收缴关税，处理走私贩子、海盗、鸦片船，以及跟满清官吏和巡江警察进行敏感的谈判。西方商船的船长们讨厌缴纳关税，他们更愿意干一些诸如鸦片走私之类的不法勾当，或者在外国旗子的掩护之下偷运一些违禁商品到通商口岸。
葡萄牙领事马奎斯是个皮肤黝黑、脾气暴躁的家伙，披着长长的黑发，戴着金丝眼镜，突出的大门牙并不妨碍他用口琴吹奏葡萄牙民谣《思乡曲》。马奎斯对他的同胞们睁一只眼闭一支眼，为他们的生意保驾护航，提供全副武装的葡萄牙三桅船保护中国商船免受海盗的攻击，作为报答，他们让马奎斯从自己的利润中分一杯羹。海盗们则奋起还击，将那些三桅船赶回了甬江，葡萄牙人纷纷逃到岸上寻求庇护。有几个人逃到了英国领事馆，将大门捶得山响。梅多斯拒绝让他们进入，因为收留了他们，就意味着自己也脱不了干系。几个葡萄牙人被拖到水田里斩了首。诸如此类的事件教会了赫德：如何在中国口岸贸易的两边做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他到宁波只有两个月，中文水平还不怎么样，但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他结识了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并从此成了一生的朋友。丁韪良没有选择到河对岸和他的新教徒伙伴们生活在一起，而是住到了旧城的贫民区里。他对中国人的友善和他对汉语的熟练运用给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韪良鼓励他努力精通满清官话和宁波方言，掌握中国的礼仪规矩，这将决定他在这个中央帝国的所有公务和社交联络的成败。赫德以每个月7美元的价码雇用了一个汉语家庭教师——“一个相貌古怪的老头……他会用一种十分奇怪的方式在垂下他的眼角的同时，也垂下他相应的嘴角。”但赫德所需要的帮助显然比这要多得多。“这种语言是如此奇怪——在我们的语言中应该明确表达的成分在这里一概省略，要掌握如此多的字词才能弄懂一个简单的判断句，要想学好真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了更好地完成学习计划，他的中文老师建议他买一个小妾，跟着她学习本地方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赫德写道，“有一些中国女人长得很好看，你只要花上50至100美元就可以让自己完全拥有一个这样的女人，然后每个月再花上两三美元供养她……我是应该坚持呢，还是应该屈服？”
5月初的一天，赫德刚刚睡过一觉——和他的活字典、小妾阿瑶一起。他刚满20岁，阿瑶则是个刚进入青春期的少女，但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练些。幸亏有了阿瑶，他的生活这才在平静如水的日常公务中安定下来，她能够让他继续从事他在领事馆里的职责和他的中文学习，而且，他很快就能流利地使用满清官话和宁波方言。
他和阿瑶之间的联系一直维持了10年。那时他已经30岁，阿瑶为她生了3个孩子，而且都有幸成年。
从来到中国的第一天起，赫德就对西方人随意欺凌中国人的方式感到愤怒。在香港，一天晚上在和斯泰斯先生散步的时候，他被此人的行为给惊呆了：“看来他很愿意以他对待中国人的方式让我惊讶——把他们的货物扔到水里，用自己手里的藤条去抽打他们。”他的许多同僚则习惯于用粗鲁无礼和挑衅战术作为他们的消遣，在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为所欲为。这样的毛病在领事馆译员当中尤为典型；人们期望他们成为语言学家，而不是外交官，因为“对于研究汉语来说，要想取得成功，全神贯注是必不可少的，这使得他们的心理变得扭曲，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平常事物也会产生不健全的感觉。”
在华的英国译员当中，与赫德关系最密切的同僚是李泰国，当时隶属于上海领事馆，他从15岁开始就为香港的英国商务督察工作。起初赫德很喜欢他。李泰国的自信（就像是个生活艰苦、嗜酒如命的恶棍）和招蜂惹蝶的功夫给赫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以这样一种无礼而冷酷的方式对待中国人，这令我非常愤怒。”
和令人生畏的巴夏礼一样，李泰国也是从那位怒目横眉的郭士腊2那里学会了如何吓唬中国人，郭士腊是一位普鲁士冒险家、传教士和译员，他在历史上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坏脾气）从来就没有得到足够的赏识。郭士腊的专横傲慢影响了李泰国、巴夏礼以及其他一些易受影响的年轻的英国佬，给19世纪的中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包括“亚罗战争”、火烧圆明园以及其他不幸事件，这都是他们发热的头脑和膨胀的虚荣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39节 咱们赫德（2）
郭士腊是个德国路德教徒3，他让自己置身于亚洲传教士狂热的外部边缘，他得到第一份工作后又兼了另外一份差使，这当然是由于钱包的需要。
他的体形矮矮墩墩，实在太胖了，走起路来就像鸭子一样摇摇摆摆。“他的那身衣服没准是好多年前在他的老家波美拉尼亚4乡下裁制的，戴着宽边草帽，藏在帽子底下的是一张大脸和阴险的眼睛。”作为裁缝的儿子，郭士腊最早被送到斯德丁5，跟一位专门做束腰的人当学徒。他写了一首诗，为普鲁士国王大唱赞歌，因此得以进入柏林的传教士学校。一个德国传教会将他派到了暹罗6，在那儿，他学会了中文，娶了一位有钱的英国女人（正好赶在她死之前），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放下十字架，郭士腊支付了旅途的费用、登上一只平底船去了中国。在那里，他签约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阿美士德号”担任翻译，这艘船负责调查沿岸暗藏的非法贸易。当时，除了广州以外，外国人在其他任何地方从事贸易活动都是非法的，但郭士腊却为了打破这样的法律而向地方官员行贿。他最大的本领就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威吓和胁迫中国人，而他娴熟的送礼技巧为他挣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给英国政府当翻译。英国人对他的工作相当满意，让他担任了新一届香港政府的中文秘书，多亏了包令爵士，他在那儿得以有机会将他的恐吓技巧传授给其他人。
15岁的李泰国和他13岁的弟弟乔治，被他们的母亲送到中国，投到了郭士腊的门下。他们是一位英国在华领事官的儿子，1845年，他们的父亲丢下贫困的家庭和未成年的儿女，死于厦门任上。李泰国发现郭士腊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家伙，但他无处可去。为了逃出这个鬼地方，他要以最快的速度学会中文，摒弃从前所接受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正规教育，像个乞丐那样生活，照顾他年幼的弟弟，不断体察他母亲的困境。他没有时间去参与正常的青春期娱乐，也来不及培养优雅的社交风度。尽管有这样一些不足，李泰国中文已经非常流利，很快爬上了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译员。1855年5月，他喜出望外地得到了一个机会，成了上海海关税务司，以及一笔相当可观的薪水：每年1；450英镑，分三次从领事馆支取。
李泰国冷酷地履行他的新职责，不断揭露中国人和西方人纵容走私、欺诈和伪造公文。满清政府兴高采烈，慷慨地给了他奖赏。“外夷之中，就数李泰国最为机灵，”一位满清官员赞许道，“我们应当继续让他负责夷务。”
此时李泰国只有23岁，正是春风得意，他独自供养了留在英国的寡母和3个兄弟姐妹。然而，年纪轻轻就拥有了这样的权力，再加上本性的贪婪，他很快就变得专横暴虐、恃强凌弱，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