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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太后都还只有二十几岁，处理国事完全是新手。打自孩提时代以来，她们所受到的训练只不过是生孩子、莳花弄草和吹拉弹唱，并不包括政府运作或儒家典籍的研究。她们只有仰赖恭亲王、军机大臣以及醇亲王领导的非正式御前大臣。即使在她们开始学习读书写字之后，无论是慈安，还是慈禧，都还不能看懂那些官样文章，因为它们是用满文写的，而她们正在学习的却是汉文。每份文件不得不附上翻译的汉文稿，这样她们可以对自己所签字批准的东西弄懂个七七八八。（即便如此，在早年她们的能力也不过能阅读百十来个汉字，因此对于自己所批示的要点从来都没有什么绝对的把握。）两个女人对官样文章都没有足够的知识，因此不能口授谕旨，更遑论撰写了。宫廷礼节是如此刻板偏执，以至于要不是有高级大臣替两个女人发表讲话、采取行动，官僚机器怕是要停止运转了。扮演这一角色的先是恭亲王，后来则是醇亲王，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还有其他人扮演过。我们知道，皇室的家庭教师被委派每日给两宫皇太后阅读儒家典籍，并教她们读书写字，而这两个女人最后都很乐于写“寿”字立轴，作为礼物恩赏给喜欢的人。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26节 纱帘的背后（3）
对于紫禁城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两个女人都没有什么直接的知识，除非你把她们坐在轿子里透过纱帘所看到的也算上。每年祭扫皇陵的时候，她们会在大队人马的簇拥下穿城而过。按照传统，沿途所有的房子都必须紧闭门窗，所有的市井百姓都必须留在紧锁的大门之内，违者论斩。
两位妩媚迷人的年轻太后之所以在朝廷上拥有尊贵的地位，倒并不是因为她们的特殊权力、她们的个人魅力或者她们的政治敏锐，而是儒家礼节需要把她们捧得高高的。
多亏了两千年的传统，占据眼下这个职位的，是皇太后的身份，而不是她们本人。传统保证了太后在朝廷上不可动摇的位置，至于她的个人品质如何，是没什么要紧的。作为长辈，在礼仪上她都要居于新皇帝之前。皇帝在探望太后的时候，没有她的吩咐甚至都不能坐。利用这样的礼仪，太后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推翻皇帝的决定，当然，只有在确知会得到廷臣们的支持的情况下，她才能这么做。这样一来，至少在理论上，如果皇帝做出了什么愚蠢的决定，太后就可以发挥其权力检查的作用。在实践中，这样的事情很少发生。在慈禧身上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1898年的秋天。
实权依然保留在恭亲王的手里。这是真的，所有来自地方政府和军事部门的文件和奏章，在名义上是呈递给两宫皇太后的，不过她们只是个装饰品。我们知道，这些文件和奏章当时就直接送给了恭亲王和军机大臣们，他们研究每一个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意见草拟不同的选项。然后，太后们对被推荐的选项以皇帝名义给出正式的批准，盖上两方御玺。在她们改行当了摄政的最初几年，她们还没有权力做得更多。
当太后们和她们的军机大臣及其他臣僚一起出席朝见的时候，不管小皇帝在场不在场，她们都坐在一扇绸纱屏风的后面。听闻过这套程序的西方人认为，这样的纱帘多少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的险恶，究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传统惯例而已。在中国高级阶层当中，男人和女人总是要这样隔离开来。即使在私人家里，也有这样类似的隔离发生。这样，女人才能参与家族生活（或者宫廷生活），而不需要让人看到身体“在场”，那会扰乱儒家男性敏感的心性。很少在华外国人明白这些，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近高级阶层的私人生活。在那些罕见的场合，当西方人被邀请进入达官贵人的家庭，也只有男人在场，女人是看不见的。
在华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历史背景知之甚少，就是这点可怜的知识，也是他们从通商口岸的买办或其所雇用的译员那儿听来的，他们自己则闭塞的很，而且远远谈不上客观。像这样的人，也只好用生动有趣的创作去填充他们的知识裂缝，因为，让自己看上去似乎对事情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实在关乎至重。在上海长廊酒吧的推杯换盏之间，在新开跑马场上的飞短流长之中，他们把误传的消息和想当然的揣测混在一起，再通过书信、日记、论文、演讲、外交报告和新闻媒体将它传递到地球上那些遥远的角落，在那儿，人们把它当成了事实。
以欧洲为背景悬揣两宫太后的情状，对于欧洲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西方，最有权力的王太后是两位凯瑟琳：一位是凯瑟琳·美第奇，1560…1574年间的法兰西摄政，她所施行德宗教迫害和血腥统治，到1572年8月的圣巴塞洛缪日7的新教徒大屠杀时达到顶点。另一位则是俄国的凯瑟琳大帝，她在情人的帮助下谋杀了她傻乎乎的沙皇丈夫，独立执政达34年之久。这二者都是西方意义上的太后，“一位拥有来自其已故丈夫的财产或头衔的寡妇。”然而，西语中的“Dowager”（英语：继承了亡夫爵位的遗孀）和汉语中的“太”并不完全相同，这造成了他们对慈禧身份的误解。西方术语“dowager empress”（太后）暗指一位王室（别的方面亦属平常）的女性成员，爬到了高于自己身份的位置上，从而能操纵一个国家的全部权力。因此，当这一术语被西方人用到慈禧头上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言过其实的意义，并强化了他们的猜测：她通过高妙的手腕获得了这一头衔。然而，身在东方，又是一个女人，（按照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男人的标准）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因此，他们同时又声称：她既狡猾又愚蠢（这是那个年代很流行的典型的矛盾修饰法）。
关于慈安，我们事实上一无所知，除了少量材料已经谈到过她的钮钴禄氏族，她的出生，以及她在姐姐死后进入皇室家庭，等等。所有事情都需要两位太后的关注，尤其是小皇帝的教育，慈安的地位要高于慈禧。虽然她还要年轻两岁，但她是咸丰的皇后，所以，在行进的队列中、在接收荣誉的时候以及在领受别人的敬意时，她都应该走在慈禧的前面。典型地，人们将她描述为谦逊、温和、退让、善解人意以及好脾气。然而即便如此，可靠的证据也并不多。倒是有几个小插曲，据描写，慈安也曾经显示了她的脾气和意志力。她能够强硬有力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她的这一友善、天真的小姑娘形象后来被人们夸大了，目的是在她和慈禧之间树立一个鲜明的对照。多数学者甚至没提到过她。
打从孩提时代起，慈禧就一直生活在一位女家长的阴影之下：她的母亲、她的婆婆，后来则是慈安。如果她对身边的人心怀怨恨，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自封的改革家康有为，还有传记作者濮兰德和巴克斯，他们都夸大了这种敌意，以便暗示慈安是善良而温和的，并且很关心年幼的同治，而慈禧是个自私自利的年轻女人，对自己的儿子也漠不关心，怂恿他吃喝嫖赌、虚掷光阴。与此同时，她还和那些男戏子及假太监保持不正当的关系，跟武则天一个德性。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全部不是真的。
慈安是同治皇帝的嗣母，也是皇室家庭的首领。决定咸丰的孩子们的抚养教育，与恭亲王磋商协调，这二者都是她的特权。同治皇帝和他的姐姐荣安公主，都得到了人们的教导：要服从慈安，迅速响应她的召唤，决不违抗她的懿旨。如果他们行为不端的话，是她（而不是慈禧）决定如何惩罚他们。如果同治不遵守纪律，那也是慈安的过错。在政治联盟需要的时候，两宫皇太后会联名发布诏书，但在家庭事务和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还是由慈安作主，这也就是为什么慈禧“发现和她友好相处非常困难”的原因之所在。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那些非同寻常的悲剧通常发颖于这个孩子。
慈安完全躲过了那些好奇的眼睛。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记录，能够证明有任何一个西方人曾经亲眼见过她。人们仅仅是在她死了以后才见过她的一幅肖像，那是为紫禁城中供奉祖先的太庙而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里，一幅活着时候的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