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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123天走了2；000英里。23岁的时候，他又去新几内亚进行了一次探险，险些在长矛之下断送了卿卿性命；长矛的倒刺被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位医生取了出来，他本人也正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作为医生，他先是来到了西班牙的一家铜矿的工人当中，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在不断增加，后来他就去了摩洛哥的一个酋长国。他步行、骑马、划船，穿行中国大陆3；000英里，从上海一直到了仰光，1895年，莫理循出版了一本令人难忘的书，记述了此次旅行。这一切，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关注，他们雇佣了他，并把他派到了中国。人们告诉他：“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去找罗伯特·赫德爵士。”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正像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在这里常常能见到很多人，但很少能遇上总司大人。据我所知，他十分谨慎，而且口风甚严。”
莫理循倒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之辈。作为全球最伟大的报纸派到北京的唯一一位全职常驻记者，他是一个没有使臣头衔的使臣。他竖起一只耳朵打听使馆的秘密，另一只耳朵则探听袁世凯将军的动静。他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做着竞选澳大利亚总理的美梦，虽说谎撒得机智圆巧，但在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却一点也不感觉到难为情。他深思熟虑而又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历史，改变了此后几乎100年的国际平衡。
作为一名在中国呆了20年的新闻记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头也远近皆知，照说最起码总该精通汉语吧，然而莫理循并非如此。他总是听由那些说汉语的人摆布，这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他从不能亲自核实一则消息，有时不免要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犯下了大错，陈述是错误的，”1899年1月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让我痛心疾首。”但虚荣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
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第2节 后苑里的鲜花（2）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只搜集流言蜚语、医学闲谈和性隐语的耳朵），他还保存着一份秘而不宣的账簿，记录着这些男男女女谁患有淋病、谁患有梅毒，并以散布其传染途径取乐。
使馆区的资深居民全在这儿，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美国公使、前骑兵指挥官爱德温·康格8，以及他真诚得叫人生厌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学教派信徒，自视为圣会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潜在继承人。康格夫妇是一对严肃乏味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尔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尔斯是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举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收藏中国瓷器，这使他显得非常有钱。哈里特带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同时还带来了她在波士顿的一位亲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她很高兴受到莫理循的关注。莫理循对自己的日记说：她“又胖又爱说话”，但在北京，实在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莫理循对47岁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9的感觉，可以说好恶参半。窦纳乐又高又瘦，像一条苏格兰猎鹿犬，留着漂亮的、上了蜡的小胡子，长着一对忧伤的眼睛。在被派驻桑给巴尔和尼日尔的领事馆之前，他曾在希腊战役期间服务于英国的军事部门。他从位卑人微的处境一跃而占据大英帝国在华最高外交职位，其中的缘由无人知晓。莫理循开玩笑说：窦纳乐之所以能晋升北京的这个职位，是因为前任公使索尔兹伯里阁下相信他掌握了某些证据，足以证明索尔兹伯里和“碎尸者杰克”10是同一个人。比丈夫小6岁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非常漂亮，毫无疑问，她是北京城里最优雅迷人的西方女人。
莫理循不喜欢法国公使毕盛11，他是一位胖乎乎的前新闻记者，留着海象胡子，在他的同僚中不太出名，睡觉的时候喜欢穿一件绣有红色燕雀的睡衣。莫理循瞧不起法国人，他认为毕盛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意大利公使马提奥先生是个神神叨叨的家伙。他曾经拒绝在一份外交协定上签字，因为这天早晨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斜视的男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莫理循还知道，马提奥先生在意大利使馆之外的某个地方养着一个日本情妇。
新上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12是位尼采式的超人，竭尽全力要仿效威廉皇帝13，陪侍在他身边的，是他漂亮的美国妻子，一位美国中西部铁路大亨的女儿。
在草坪里的一把柳条椅上，坐着25岁的美国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14，他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依照特许采矿权在中国寻找金矿。坐在他的新婚妻子路易丝旁边的，是赫德爵士的小舅子罗伯特·布莱顿和他的妻子莉莉；她的女儿朱丽叶则坐在另一个男人的旁边；还有莉莉的现任情夫辛博森15坐在尽头边，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英国人，又圆又胖，思维敏捷，他连珠炮似的俏皮话让莫理循不胜其烦。辛博森只有22岁，会说5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最喜欢的事情有：骑马、打猎、游泳、调情和食物（排序不分先后）。莉莉是一位性情活泼、心地善良的女人，来自旧金山，穿着打扮活像玛丽·安托万内特16，居然粘了一个漂亮的标记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莫理循说，胖子辛博森给罗伯特·布莱顿戴上了“一顶最绿的帽子，那是中国任何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所从未戴过的。”
传教士出现在草坪晚会上，就好像芥末洒在猪肉馅饼上，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威尔士神父，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17（莫理循说他“非常威尔士，只是头发没那么白”），还有美国人李佳白18。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一直在联合年轻、激进的中国维新派，试图颠覆满清政体，结果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斩了首，为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的政治主张贡献了几个烈士。这儿，还有行为古怪的挪威传教士内斯特加德，人们常看见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和晚装夹克在北京城游游荡荡，而且，还常常在俄国公使的妻子面前袒露自己，让整个公使馆为之侧目。
莫理循讨厌传教士。在穿越中国旅行的途中，他结识了少数几位他所喜欢的传教士，他们勇敢而善良，但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悲伤多于愉快。有一位亲切和善的苏格兰传教士，他7年的工作只换来了3个皈依者，其中一个后来还死掉了。七百万友好而平和的云南人民，在度过饥荒之年后，非常渴望得到鼓励，18位传教士奋斗8年，只皈依了11位教民；要使其余的人全部皈依，那得要多少年哦？
在赫德晚会上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令人讨厌的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和他不知疲倦的妻子阿莉西娅，她是反缠足运动的领军人物，穿着她通常穿的粗花呢男装。早先，阿奇博尔德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却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原文为法语）——赫德称他为“有干劲的英国佬”。莫理循在提到阿莉西娅时称她为“那个可怕的女人”。在反缠足运动中，她曾经在香港面对五百位大学生发表演说，向他们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些听讲者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在窃笑、傻笑、讥笑。虽然阿莉西娅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对这个国家她懂得并不多，也不能领会缠足在男人的性幻想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向中国学生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在他们看来，就像展示英国健身房里那些男学生们的耻骨——他们不会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们结了婚，并从他们的妻子或小妾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