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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中国拒绝了联军的要求，经过长时间的炮击，广州于1858年新年前两天沦陷了。这个城市“一片荒凉，”被一个纯属捏造的借口（那艘该死的亚罗号）毁于一旦。一个由巴夏礼控制的占领政府成立了，在接下来的3年里，巴夏礼成了广州握有绝对权力的军事首领。
广州一安定下来，联军就沿海北上直捣大沽，直接向北京城里的皇帝发难。在肃顺的影响下（他控制了上达天听的所有消息），咸丰仍然相信联军是来向他祈求恩赐的。于是，他指示他的谈判代表：去逗弄逗弄这些“蛮夷”。
额尔金勋爵的如意算盘被这些推诿战术弄得快要拨不下去了，便索性下令：武力拿下大沽炮台。鞑靼骑兵全都部署在炮台之外，衣服穿得花里胡哨，而武器装备却只有弓和箭。额尔金写道，这个国家的军事状况实在太可怜了，以至于“只须24个铁了心的汉子，再带上左轮手枪和足够的子弹，就可以纵横中国，从一端打到另一端。”
大沽要塞上的大炮都是被锚定了的，联军充分利用这一点，让炮艇驶到大炮的最短射程以内，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战斗。额尔金和格罗趁热打铁，接着下令拿下了附近的城市天津。攻下天津后，他们离北京就只有70英里了。被敌人的进展吓得惊慌失措的皇帝赶紧派出了新的谈判代表，包括上了年纪的耆英12，他早年曾参加过《南京条约》的谈判。
至此，额尔金勋爵已经习惯于扮演巴夏礼那种“桀骜不驯、凶狠残暴的蛮子”的角色。他指示部下也照此行事，因为，这些“愚蠢的”中国人，“除了恐吓，是决不向任何别的东西低头的。”除非中国人现在就满足他的要求（而且还要快），否则英国人就会一路开到北京，（对于这一点，他们不必有任何怀疑。）
他将谈判的事交给了他的弟弟弗雷德里克·卜鲁斯13，和26岁的翻译李泰国14（“最狡诈的蛮夷”），之所以把他带来，就是因为他恰好也有虚张声势的爱好（巴夏礼无法分身），再加上他汉语流利，能够准确告诉额尔金：中国人的底线是什么，并做出相应的回应。当半瞎的耆英大人用恩抚并举的惯用伎俩（过去他总是这么干）对联军发表致辞的时候，李泰国打断了老先生的话，拿出一份耆英写给皇上的秘函，在他鼻子底下晃了晃，这封信是广州沦陷时被发现的。信中，耆英向皇上吹嘘：自己能够通过“安抚”和“遏制”来对付这些“蛮夷”。“我们不得不用表面上的真诚来和他们周旋，”他在信中写道。
当李泰国大声读出这封信时，老耆英羞得涕泗横流，只好落荒而逃。他被枷解至京，最后被勒令服毒自杀了。
咸丰皇帝的谈判代表向他提出忠告，说：正是耆英的密折落入夷人之手，才使事情弄得不可收拾。“皆由窥破中国虚实，故致大肆猖獗。”1858年6月25日，议和代表上奏说，李泰国“来公馆，将自定条约五十六款，逼奴才等应允，骄狠之情，有目共见。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设法（使）当场决裂，京兵远在百里以外，何以为情，该夷兵船近在咫尺，狡焉思逞，已非一日，若听其自主，是否不致决裂，奴才等实无把握。”15结果就是，谈判代表极不情愿地签署了《天津条约》。
该条约向外国开放了10个新的沿江贸易港口；允许外国人到中国内地旅行；允许新教和天主教传教士在全中国自由传教；将对外进口的关税限定在百分之二点五；向英法赔偿白银600万两。（1两约合1。3盎司，共约800万盎司白银。）并且，自条约生效之日起，允许西方人进口和出售鸦片。
咸丰皇帝被迫批准天津条约，因为这是让洋鬼子离开华北从而解北京之危的唯一途径，尽管一年后他们还会回来以获取条约的最终批准。这期间，皇帝命令蒙古将军僧格林沁（是他最重要的军事将领）重修大沽炮台，准备自卫。
1859年6月，到了交换条约批文的日子，联军在弗雷德里克·卜鲁斯的领导下，带着数千士兵和为数不详的战舰，又回来了。
僧格林沁正告外国使者：禁止从大沽进入白河。皇帝本人的希望是，他们应该“暂泊拦江沙外，酌带适量随从（由陆路）来京换约。”这并不是故意挑衅。在北塘口另有一个港口恰好通向北方，外国人被邀请从那儿登陆。美国特使华若翰16同意了这个请求，取道陆路往北京换约，他的条约没任何麻烦就得到了批准。
尽管中国的立场是正当的，但英国代表还是第三次站到了敌对中国的立场上，所依据的事由不过是一个技术错误，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得到伦敦的批准。卜鲁斯丝毫不理会咸丰皇帝并非无理的谕示，下令攻打大沽炮台。
面对这样的场景，传教士语言学家丁韪良写道：“看到文明世界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犯错，这真让我很痛心。”听到进攻的消息，马姆斯伯里勋爵（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在他的日志中写道：“来自中国的报告很糟糕，如果是真的，卜鲁斯先生应该受到谴责。”
僧格林沁已经让大沽炮台大有改观；现在的防御工事构建得很不错，这一次封锁白河，用的是铁链而不是竹子。卜鲁斯命令海军少将何伯爵士17清除封锁；1859年6月25日退潮的时候，大约有600名士兵和工程师被派去清除障碍物，他们要穿越一片开阔的泥滩。正当他们在齐腰深泥潭里奋力移动时，大沽炮台开火了，准确得令人吃惊。在这支登陆部队中被炸死的超过400人，何伯少将受了重伤。
卜鲁斯被这样的失败给打懵了，将联军撤到了上海。风水轮流转，这一回中国赢了。北京的满清政府欢欣鼓舞。成功地打跑了英国人，这使得大沽方面相信自己能够重振军威。不过，这是一次他们很快就会后悔的胜利。
在伦敦，媒体嚷嚷着要复仇。公众则被商业利益激励得热血沸腾，他们瞅准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好好地给中国上一课，这一课定叫他们永志不忘。英国人相信，他们在白河三角洲泥潭的失败，是那位狡诈的蒙古将军不光彩的偷袭的结果，并且，操作那些大沽大炮的，并不是“愚蠢的中国人”，而是熟练的俄国炮兵。额尔金勋爵再一次临危受命，率领一支新的讨伐大军前往中国，要给年轻的皇帝一点颜色瞧瞧。他们要求咸丰亲自道歉，连同对士兵、水手和船只的损失作出巨额赔偿。法国也再一次派出了格罗。
1860年夏，额尔金第二次远征中国的讨伐大军出发了。这一回，联军并没有直逼大沽炮台。他们没遇到抵抗，在北塘海岸3英里处登陆，从背后袭击炮台。炮台失守后，联军再一次占领了天津城。到1860年8月，英法联军到达大运河的源头——通州，这里离北京的东城门只有5英里。一路上，每走一步满清都要发表抗议。
此时，咸丰皇帝和他的家眷并不在紫禁城，而是在西北郊的圆明园，在御林军的保护之下。洋人对华北的入侵使得朝廷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派别。比较有势力的是八大臣和他们的支持者——铁帽子集团，他们仍然拒绝妥协，不计后果，极力主张有必要撤退到中国内地去。他们在皇帝周围形成了铜墙铁壁，把他和其他阁僚隔绝开来，即使是他的家庭成员也难以和他接近。八大臣想让咸丰带着他的后妃们（包括叶赫那拉和她的儿子，他只有4岁，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离开北京，逃到远在长城以北110英里之外的热河行宫。八大臣当然会陪着他们去热河，并继续帮他们拿主意。在那里，朝廷将是安全的，可以免遭蛮夷的报复，直到冲突得以解决。这样，也就可以放手让僧格林沁的部队集中精力去消灭北京城周围的洋鬼子了。
与八大臣作对的，是一群更加务实的满族王公和汉族大臣，他们认识到：只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才能使满清政权免于灾难。长期以来，满清政府严厉禁止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所以，这些现实主义者们总是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们只能小心翼翼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否则就要冒杀头的危险。他们由皇帝宠信的异母弟恭亲王领导，他力劝咸丰留下，静观待变。只要皇上在场，他的决定就能被立刻执行；假如皇上去了热河，每一个决定都会被延迟好几天。
在咸丰皇帝为是去是留而扯皮的时候，满清代表和巴夏礼（此时他是额尔金勋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