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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馆方面最早得知这一突变是在7月27日，随着瓜果蔬菜的到来，紧接着尾随其后的竟然是野战炮。转瞬之间，枪炮声大作，停战寿终正寝。直到此时，也就是7月27日，对使馆的真正围攻才开始了，持续了将近两周。
窦纳乐爵士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一连串的抗议，抱怨这些违例行为：子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野战炮也瞄准了公使馆。但一切都太迟了，这些抗议不会被送到任何一个“主和派”的手里。“主战派”如今控制着局面，庆亲王也因为这场新的风吹草动而踮起脚尖，滴溜溜转将起来，他答复窦纳乐爵士（这一回带有明显的讽刺）：“顶多不过是些中国烟花嘛。”
果敢坚决的李秉衡在优柔寡断的朝廷上，其影响力是压倒性的。紫禁城已经越来越不习惯作决定，好斗的勇士们不得不挥舞起他们大头棒，以便在争论中取胜。保守派以他们的爱国诉求和保卫京师的迫切需要，重新纠集到了一起。李秉衡领着铁帽子们，清除最突出的温和派，把恐怖根植在所有那些曾经和他们作对的人的心里。回到北京48小时之后，李秉衡就监斩了朝廷里两个最具有全球视野、最能干的大臣，他们从一开始就和端郡王作对。一位是许景澄3，前任驻法、德、荷、奥、比、俄等国特使；另一位是袁昶4，总理衙门一位主要的温和派。作为精力充沛、率直敢言、开明而实际的政策领袖，他们自6月中旬以来，就一直坚持认为义和团只不过是危险的叛乱，应该彻底镇压，而且，任何攻击外国使馆的行为都是对国际法的严重违反，1860年的事实已经证明，抵抗外国列强最终等于自取灭亡。作为老练的外交官和受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许景澄和袁昶曾经努力说服端郡王身边的小集团，小心翼翼地反驳他的排外高调，以令人信服的理由争取他们支持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办法。有这两个人在那儿干扰对战争的引导，铁帽子们就被捆住了手脚。在李秉衡看来，这是一个危急时刻：“惟其能战，方能言和。”在他们自己看来，铁帽子们还不敢直接攻击温和派。但是如今他们提出了对反对者的指控，要迫使他们承认失败，征集到足够多的支持，以判处两个和平鼓吹者的死刑。第二天早晨，他们就被砍头了。两周之后，作为铁帽子们清除工作的延续，另外三个主要的和平鼓吹者也交出了他们的脑袋，包括兵部尚书徐用仪5，他拒绝在端郡王的宏大战略上签字。在一次最后的复仇行动中，铁帽子们还安排了一次谋杀，这一回的对象是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对头——温文尔雅、会使刀叉的张荫桓爵士，百日维新结束之后，他已经被流放到新疆去了。这些滚滚人头可把朝野上下给吓坏了，争论嘎然而止，没人再说“事到如今调停和妥协也许能够挽救朝廷走向毁灭”之类的废话了。像荣禄这样的高级别温和派，在满清王朝的等级秩序中特别安全，和太后的关系也特别紧密，要想清除，殊非易事。但即便是他们，如今也闭上了嘴巴。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就连太后也自身难保，光绪就更不用说了。
为了给予他们的支持者必要的权威以准备北京的保卫大战，李秉衡被任命为荣禄的联合总司令。在大难临头的气氛中，李秉衡将最大的政府军调集到了城外的东部和南部，以阻挡联军的前进，并准备亲自出城坐镇指挥。离开之前，他安排了200辆大车和6；000多名士兵进入紫禁城，打点行装，要将皇帝一大家子迁出去，还要请求太后和皇上做好准备，离开颐和园。
使馆方面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对于事态的发展，他们完全被搞糊涂了，一脸的绝望和茫然。7月初的时候，一个15岁的中国男孩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出了使馆区，带着一封窦纳乐爵士写给天津方面的信。7月28日，男孩回来了，带来了一封莫名其妙回复，缝在他的外套衣领里。信是那位容易激动的英国驻天津总领事贾礼士写的，内容如下：
7月4日来信收悉。现有24；000名士兵已登陆，19；000名在这里。盖斯里将军有望到大沽。当他来后，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的行动。俄国人在保定。天津城在外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而且这里的义和团力量剧增。请尽力随时向我告知你们的情况。有足够的兵力已经上路，只要你们能够暂时保持食物供应，一切应该会好起来的。领事馆正在修缮，以准备你们的到来。几乎所有女士都已离开天津。谨向使馆内的所有人致以亲切的问候。
当这封信被传递给大家阅看时，莫理循忽然气不打一处来：“要想弄清楚下面的问题简直没有可能：这些军队到底是在从天津到北京的途中，还是从欧洲到天津的途中？谁的军队？有多少？或者，登陆人数总共到底是24；000还是43；000？照他的说法，只要我们的给养能够维持，军队就会到来，那意思好像在暗示：如果我们的给养不能维持，军队就会返回天津啰。”
其他人和他一样反感。“男人们走到远处，”莫理循写道，“为的是去表达那些不想让女士们听到的情绪感受。”
对于女王陛下的领事部门的声誉来说，或许值得庆幸，一封同样晦涩难懂的通信两天之后从天津的美国领事馆送达了爱德温·康格的案头。开头就是一句：“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关于你们的梦，”没包含什么消息，结尾是：“你们全都幸免于难是我最诚挚的祝愿。”
最后，8月1日，一封来自日本驻天津领事馆的信件，总算带来了逻辑比较清晰的信息：“谨悉您22日的来信。军队的启程离津因运输困难而被延期，但两至三天内将会开拔。”
【译注】
1塞缪尔·格里斯沃尔德·古德里奇（Samuel Griswold Goodrich 1793…1860）美国出版商。创作过100多本儿童道德教育书。
2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汉学家、探险家。早年曾在法国政治科学学院、东方语言学院学习，后供职于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会，即法国远东学院（越南河内），曾数次奉命前往中国为该学院购买中国古籍。1906…1908年间进入中国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为敦煌文献的发掘做出过巨大贡献。著有《元朝秘史》、《金帐汗国历史注记》、《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卡尔木克史批注》、《西藏古代史》、《中亚及远东基督教徒研究》等书。
3许景澄（184…1900），字竹筼，一作竹筠。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元年（1875）后任四川、顺天等乡试考官。十年，出使法、德、英、荷、奥五国，兼驻比利时公使。十六年，又出使俄、德、奥、荷四国，迁升内阁学士。二十四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礼部左侍郎，转吏部，又充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管学大臣。庚子事变中因反对对外宣战被杀，宣统元年（1909）追谥文肃。
4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同治六年（1867）举人，后补内阁中书，历充会典馆、方略馆、天文算术馆诸差。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十八年，以员外郎出任安徽芜湖道。二十四年，奉调入京，授三品京堂衔，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次年出任太常卿，办理外交。与许景澄同时被杀，后追谥忠节。
5徐用仪（1826…1900），字吉甫，号筱云，浙江海盐人。咸丰九年（1859）举人。同治元年（1862），充军机章京。次年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累迁鸿胪寺少卿、大理寺卿，擢工部右侍郎。旋充总理衙门大臣，历兵部、刑部、吏部侍郎。光绪二十年（1894），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二十四年，戊戌政变后，复值总署。明年，迁都察院左都御史，擢兵部尚书。庚子事变中，与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同弃市。宣统元年（1909）追谥忠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