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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博森所有这些假设都是对的，除了义和团：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第五部分 北京之围第90节 北京之围（3）
法国使馆里的一位语言学家伯希和2声称，有一天，他越过使馆街上中国人的工事。士兵们请他喝了茶，并把他带到了总理衙门，在那儿，荣禄很关切地向他询问使馆区内的饮食起居情况。伯希和的回答让荣禄松了一口气：使馆里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新鲜的蔬菜而已。他倒是美滋滋地饱享了一顿盛宴，共21道菜，然后就被护送回了使馆，口袋被桃子塞得鼓鼓的。他带来了好消息：李鸿章总督有望不久从广州经上海来京，以安排一次和谈。
除了对正在到来的事情懵然无知之外，西方人还有个习惯就是冒冒失失断然下错误的结论。他们憋在使馆区内受的苦实在很有限。他们从不缺乏食物。他们洗劫这一区域内所有商铺、货栈和仓库，吃喝日用，车载斗量，全弄到使馆里。他们在使馆街上找到了一家被放弃的粮店，储藏着200吨小麦，另外还有大米、玉米和其他粮食。多亏了对英伯克和基鲁夫的两家百货店的解放，酒和香烟才有了充足的供应。至少有一千件香槟酒。使馆里大多数人每天都把酒当水喝。许立德在日记中透露：“有了这些劫掠来的香槟酒和雪茄，我们的聚餐会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他说，7月里一次典型的晚宴，唱主角的是“绿豌豆、（瓶装）玉米布丁和嘶嘶冒泡的香槟酒。”罗伯特·赫德爵士注意到每个人都兴致勃勃，状态良好。瑞士人奥古斯特·查莫特和他的妻子安妮从未离开过他们的北京饭店，他们在那儿每天烤300块面包。他们为每个掏得起钱的人提供饮食服务。辛博森描述了饭店的场景：“每个人都在安静地工作，磨面、淘米、宰杀禽畜。”
使馆里的一些人的确生活得非常好。斯奎尔斯夫妇和他们的客人波莉·史密斯、莫理循（受伤之前），要算是最好的了。他们在进餐的时候吃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保鲜水果、腌牛肉、罐头青豆、法国鱼酱、浓缩牛肉汁、通心面、喝不完的香槟酒和咖啡。在窦纳乐夫人的餐室里，40个人坐下来享用每一顿优雅大餐，穿着得体的晚宴礼服——传教士不允许参加。
有一个与中国人交易的黑市，生意颇为兴隆，正如辛博森报道过的（也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鸡蛋和军火的秘密交易仍在进行，参与者是那些来自董福祥的露营地的变节军人。我们通过向周围那些比较友好的军人支付大把大把的现钞，而源源不断地得到大量的鸡蛋，他们用篮子和布袋偷来这些玩意儿，得到的回报就是接受一叠叠的银元，这些鸡蛋由一个委员会进行分配。有些人得到多一些，有些人则少一些……同时，许多贫穷的传教士女人却困苦不堪。”
为了解决那些正规士兵和传教士们的吃饭问题，在英国使馆的假山上垒起了炉灶，上面架起了大锅，煮的是罐装牛肉和米饭，那些穿着印花布围裙的中国基督徒厨子，大汗淋漓地照看着这些家什。
有数千听罐装腌牛肉，不过要是偶尔碰上用咖喱赛马肉作为替代的话，每个人都会兴高采烈。6月24日，翟兰思大声嚷嚷道：“啥时候要是能吃上点新鲜肉换换口味，我就高兴死了，打自上个星期三以来，我们就一直靠罐头食品为生。这马肉（最好是赛马肉）还真不赖，颇似牛肉，不过稍微有点韧，不太容易嚼。”对于使馆中的美食家来说，喜鹊和麻雀（他们称之为“野味”）是对赛马肉的补充。他们不吃食腐的乌鸦——那些在排水沟小分队的头顶上跳舞和争吵的家伙，他们全送给了中国基督徒。
就在使馆里的人成天为腌牛肉和香槟酒而牢骚满腹的时候，肃王府里的2；000教民却正饿得两眼冒金星。丰富的粮食储备全被使馆方面留下了（250吨小麦、大米和玉米），教民们只有干瞪眼。当他们带来的那点可怜的补给被消耗殆尽的时候，他们只得求助于中国古老的食物来源：树皮、树叶、树枝、树根，最后是泥土。肃王府内大多数青草绿叶早就被使馆的那些赛马吃得差不多了。
波莉·史密斯解释：“迄今为止，我们每天仍能给他们一定数量的食物，但我们也节余不了几天了。……每天早晨都有两匹马在屠宰房里被打死，然后分配给各个食堂，其中一半不能吃的部分，被那些饿得要死的人津津有味地吃掉了。”她补充说，他们是生吃下去的。
肃王府确实是铁帽子们断断续续进攻的一个焦点。最初，他们带来了十来门野战炮，在最初的五天里，当这些大炮朝使馆区的屋顶上开火时，结果给那些建筑物造成了巨大的结构性损坏，不过在他们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之前，在荣禄的命令下，这些大炮被拉走了。仅仅在肃王府，这些野战炮才是近距离直接开火，摧毁了高高的花园宫墙，将挤作一团的教民暴露在直接攻击之下。中国人所拥有的其他大炮，包括速射克虏伯炮，在围攻期间并没有派上用场，最后的8天是个短暂的例外。
大量关于围攻的悲剧神话，不得不由使馆方面到那些教民所遭受的极度痛苦中去抄袭。到了7月13日，在攻打花园23天之后，肃王府四分之三的部分已经落入清军之手。英勇无畏、聪明过人、毅力可嘉的柴五郎大佐和他的日本水兵们是怎样阻挡铁帽子军队席卷整个花园、屠杀所有本国教民的呢。
焦虑不安的西方人很乐意把这个使命留给日本人，因为他们有另外的麻烦要对付。虽然他们百分之九十的人从来都没有亲眼见过一个拳民，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男人和女人）都躲在紧闭的门后不住地歇斯底里，或者继续猛灌那些抢掠来的五花八门的酒：香槟、杜松子酒、威士忌、白兰地。所谓的围攻，倒成了一个酒气熏天的节假日。有些使馆人员则热心于当众表演装模作样的冷静。留声机及音乐盒也被从基鲁夫的商店里解放了出来。只要得到最轻微的鼓励，华俄道胜银行经理的夫人璞科第太太（从前是圣彼得堡一位歌剧演员）就会引吭高歌，来几支咏叹调。英国人则打板球。当大雨倾盆、水漫金山的时候，使馆里的人就扎起木筏，在附近划水玩。德国使馆一等秘书冯·贝洛先生总是一边喝荷兰杜松子酒，一边弹钢琴。波莉·史密斯说：“在一次可怕的进攻期间，他突然预感到这就是末日。……他忍受着灵魂的巨大痛苦，弹奏着，但几个小时之后被粗暴地唤醒了，人们告诉他，进攻全都结束了，这一次他至少不会在如醉如痴的音乐中被杀死了。”到处都有牢骚满腹。人们觉得：这些外交官们逃避了他们所有的职责。
美国公使的夫人、虔诚地献身于基督科学教派的莎拉·康格倒显得很乐观，这真令人气恼。“她认真地向我们保证，”波莉写道，“使我们烦躁不安、荒腔走板的，正是我们自己，而不是这个非常时期。她还强调：虽然有战争对抗的表面迹象，但那确实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头脑中。……并没有一颗子弹进入房子。错误地导致我们相信这是实情的，不是别的东西，正是我们过于敏感的头脑。”不管怎么说，莎拉·康格是对的。围攻主要是他们的想象，很少有子弹落到附近的任何地方。围攻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休战中度过的。所以，与其说它是一场围攻，不如说是一次冷战。
赫伯特·斯奎尔斯，美国使馆贪得无厌的一等秘书，表现得比大多数人都要好。一位美国传教士写道：“如果斯奎尔斯先生是公使，我们就决不会陷入目前这样糟糕的境地。” 斯特劳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