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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摩尔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在军械库继续呆了5天，这样就错过了天津的战斗，并在6月26日完成了他们最后的一段旅程，而此时的天津，正在遭受它的联军征服者兴高采烈的掠夺。对于西摩尔的远征队，最终的结论是29岁的指挥官大卫·贝迪（此人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日德兰战役中担任海军舰队司令）所作出的，他说：“在任何一个人的头脑所能冒出的念头中，这是最疯狂、最野蛮、最该死、最邪恶的一项计划。”
也不见得吧。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在6月19日之前，北京的朝廷对大沽炮台的最后通牒还一无所知，等到他们知道的时候，大沽炮台落入联军之手至少也有三天了。直隶总督裕禄，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如此令人扫兴的新闻包含进那些他通过快马信使发送的消息中。他是个殚精竭虑要保住自己脑袋的老人，并且，他也毫不隐瞒自己对英国的好感。在炮台遭到攻击之前，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曾发出电报，说是可以在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上为裕禄提供避难所，这一提议通过英国领事馆转告了裕禄本人。
当慈禧最早得知大沽那份最后通牒的时候（而不是炮台已经陷落的时候），她就饬令各省督抚，保疆守土，严防洋人侵袭。对于那一天朝廷里所发生的事情，濮兰德和巴克斯后来发表了一篇伪造的报告，把整个过程中的日期和事件都给弄混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在那一天，端郡王向慈禧出示了那份伪造的要求她退位的最后通牒。慈禧大为震怒：“这些洋人管的可真宽，无礼放肆，一至于此，誓当灭此辈而朝食。”（巴克斯的聪明机智是如此不能自已，以至于总是忍不住要把那些文雅风趣的措辞放到慈禧的口中，他似乎是在阅读那些中文剧本的时候发现这些华丽词藻的，并且把它们借用到自己的传记骗局之中。）
关于大沽和天津开战的消息，是21日传到太后那儿的，但裕禄依然没有把炮台早就陷落的消息报告给她。在北京，人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联军发布了一份最后通牒，他们的军队已经以摆出威胁的姿态逼近了大沽炮台，并且，战斗已经开始。因此，在这场战争因为联军的进攻而开始的两天之后，慈禧颁布了一篇谕旨，承认对抗已经开始，并且，在中国和联军之间事实上的战争状态已然存在。
在此后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多数西方历史学家都坚持认为，慈禧在这篇谕旨中“向世界宣战，”以这样的措辞暗示她是愚蠢的。然而当时的情形似乎并非如此。联军舰队的多数指挥官已经投票赞成进攻炮台，而那些投反对票的人也特别指出：这样的进攻将是一次战争行动。它就发生于6月15日，而他们的本国政府并不知情（4天之后他们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报告，直到6月21日才得到关于进攻并占领炮台的报告）。因此，这种将罪咎转嫁给太后的做法，是一种对事实的蓄意操纵，这种操纵当即就开始了，并且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情况依然如此。
上海的《字林西报》在6月19日的一篇有感而发的社论中宣称：
中国同时与所有列强开战，这一决定是太后和及其奸党所作出的。凭着极端的无知和狂妄，他们自认为能够安全地挑战外国列强。……无论发生什么，此辈奸党若不自愿离开的话，亦必将被逐出北京。希望有这样的可能：把光绪皇帝弄出来，然后重新把他扶上皇位。在此期间，必须让中国人完全明白：挑起这场战争的正是太后，我们打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篡位的北京政府。
尽管端郡王和他的小集团做着这样的大梦：有了义和团的大力帮忙，就能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但这场战争在它开始的那一刻就结束了。大沽和天津的陷落，使得联军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入北京。在他们重新部署并组织一次向北京的行军之前，这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他们不会被中国军队所阻挡，大多数清军既无能力又无装备。那些可以认为多少有些能力而且又装备着现代化来复枪的军事单位，其实是政治大军，没人愿意把他们浪费在打仗上。
对于翘首企盼的各国使馆来说，很不幸的是：天津的联军指挥官们，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两个多月里，还是没能就进军北京的事情达成一致。在这毫无必要的磨磨蹭蹭当中，使馆的围攻发生了。所以，围攻使馆的愚蠢荒唐固然应受谴责，而联军指挥官们的争吵不休也要受到同样的谴责。
在满清朝廷里，也有一场家庭争吵仍在继续。温和派仍然在千方百计地干扰铁帽子们的策略。在翘首等待的漫长数周里，中国军队随时都可以将使馆区那点可怜的防卫力量风卷残云地吞掉，不过多亏了荣禄和其他温和派，所有冲出去的拳头都被他们给拽住了。
6月17日，在克林德男爵又一次的煽动之下，第一次实实在在的交火发生了。见习翻译翟兰思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的情形：
这天（6月17日）中午，奥地利人和德国人朝董福祥军的几个人开了火，当时这几个人正向欧洲士兵投掷石块。这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所有人都希望尽量避免和中国军队之间的任何麻烦。子弹开始飕飕地满天乱飞，我们在北御河桥的警戒哨被临时撤回。我们（英国）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开一枪作为还击。这天夜里的晚些时候，窦纳乐爵士……与一位中国官员进行了会谈，双方都同意，互相避免另一次这样的事件再发生，并且把此次事件当作一个误会看待。
总理衙门并不知道西摩尔将军已经放弃计划并已动身返回天津，而是一门心思想避免任何更多的交火事件发生，他们试图再次劝说使馆方面自动离开。6月19日，12个红色大信封被带给了11位公使和罗伯特·赫德爵士。“本衙门……恳请阁下在24小时之内启程，在使馆卫队的护送下前往天津，为的是避免任何意外的不幸事件。”与此同时，总理衙门把大沽的最后通牒向使馆方面作了通报。窦纳乐爵士吓了一大跳。在一封将被偷偷带给天津领事官贾礼士的短笺中，他惨兮兮地写道：联军指挥官们已经“为北京城里的外国人敲响了丧钟。”后来，对英国外交部，他将这份最后通牒描述为“草率仓促而毫无必要的挑衅”。对总理衙门，他说：各国公使对此深感震惊，并确信“大沽炮台绝对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现在，所有外国公使，除了好战分子克林德之外，都渴望离开北京。经过详尽讨论之后，他们在午夜致信总理衙门，请求早晨9：00举行一次会晤，以便就起程的细节作出安排。没有人盼望这次旅行。一位外交使节酸溜溜地评论道：“留，意味着可能的屠杀；走，则意味着确凿无疑的毁灭。”说到那些年轻的职员，见习翻译翟兰思说：“考虑到历史上坎普尔2的先例，我们断然反对（离开北京）。”他所说的坎普尔，在印度兵变期间，英国驻军曾在那里惨遭屠杀。爱德温·康格安排了100辆大车，以运载家眷和他们的财物去天津。莫理循在一篇很不错的小文章里津津乐道地说：此事让康格“丢尽了老脸。”
总理衙门回复：“我王大臣等……亦深望能详尽讨论目前情势，然近数日来，扰乱尤盛，第恐贵使在前往衙门途中，或致惊慌（安全不能保障）……”窦纳乐爵士在他的官方报告中声称：这封带有含蓄警告的信件到早晨八点的时候还没有收到，此时，克林德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并且不顾同僚们的反对，决定亲自到总理衙门走一遭。窦纳乐爵士后来回忆：克林德男爵“是个热情洋溢、容易激动的人，他挥起拳头在桌子上重重一击，说：‘我要走了，就坐在那儿直到你们赶到，哪怕要坐它个通宵。’”对于克林德来说，即将到来的倒真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长夜。
大约在早上8：30的时候，克林德男爵带着他的使馆翻译海因里希·柯德斯，坐了两乘轿子，在一前一后两个徒手中国男仆的陪同下，出发了。他的轿子覆盖着红绿两色的篷盖，表示他的官员身份。辛博森描述：克林德“抽着烟（雪茄），双臂斜倚在轿前的横杠上，怎么看都像是去野餐。”两乘轿子刚好经过熙熙攘攘的哈达门大街上一个不大的警署时，柯德斯朝左侧随意一瞥，看见一个穿军服的满族旗兵，是神机营长枪队的一位章京（队长），端着一支夏普来复枪，正对着克林德男爵的脑袋瞄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