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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篇大字报和这篇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的吗？
毛泽东为了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写了几张这样的“大字报”？把所写的“大字报”贴在何处呢？对此，R特里尔在其《毛泽东传》中写道：
笔和枪是毛毕生所用的工具，加强防卫的部队则被调到北京，他就回到了首都。到家之后，他又拿起了笔。
他以《炮打司令部》为题写了一张大字报。他写道，据说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在中央，所以必须攻破中央，他把大字报拿到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并把它挂在里面的门上。
毛的这一举动引起很大反响。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现。
……
毛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它一半像诗，一半像政治宣言，其中掺杂着浪漫主义和挑战的色彩。〔美〕R特里尔著：《毛泽东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390页。
上述《毛泽东传》的记载，是有误的。其实际情况，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2月出版的《大动乱的年代》一书是这样记载的：
这张大字报是毛泽东8月5日写的，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作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并把“长资产阶级的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改为“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在“左”字的前后加上引号。在铅印件上，毛泽东又做了修改和添加：“是何等写得好啊”改为“写得何等好啊”，“可是在50多天里，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大领导人”，改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加“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加“压制不同意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53页。
然而，据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1966年8月上旬，在中南海院内的确贴出了毛泽东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此，《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一书在“目录”的提示中写道：
8月上旬，中南海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了毛泽东大字报《炮打司令部》，红纸黑字，令人震惊。警卫战士们窃窃私语：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页。
是啊，在中南海贴出这张大字报是怎么回事？对此，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解释说：
忽然有一天，大概是8月上旬的某一天（大约是8月8日或是还要晚一些）上午，毛主席那里的几位工作人员在距游泳池不远的大灶食堂外边，贴出一张大字报。由于它靠近食堂、游泳池这些群众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一时间便围了许多人观看。我回中队吃完午饭回游泳池时正好路过这里，也凑上去看了一下。
那是在一张普通的红纸上用黑墨写的，那字迹也说不上工整，但每一个字都能使人看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标题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我看着，想着，觉得从字面上看虽然没有不认识的，但从内容上说，却很不理解。对所指的那些严重的情况一无所知，是哪些人打击革命，颠倒是非，实行了白色恐怖呢？
大字报接下去写道：
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再往下看，文尾署名的是“毛泽东”，时间是：“1966年8月5日”。一看到这个署名，真使我吃惊不小，不由得暗暗说，这是谁呀，惹得毛主席生这么大的气？
……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个所谓的大字报早已印发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全体同志了。我所看到的，不过是印发给出席大会的同志们的一个抄件而已。陈长江、赵桂荣著：《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9～10页。
毛泽东的警卫队长陈长江的这段记述证实，当年在中南海院内贴出的毛泽东的大字报，不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更不是毛泽东所贴，只不过是别人的抄件而已。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1）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在刊登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报道所加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指示：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见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这一“最高指示”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一个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内容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何时？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6年9月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记载：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早在60年代初便开始了，女青年侯隽、邢燕子等人为知识青年做出了榜样。高皋、严家其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18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60年代初吗？此说有悖于史实。
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转载了《中国经济时报》刊登的《千万知青上山下乡始末》一文。此文的“导语”中写道：
如果说中国只有一个人清楚上山下乡运动始末，这个人就是顾洪章，有人这样告诉记者。1954年，他就进入当时的内务部移民局，涉足处于萌芽状态的上山下乡问题。此后，他一直在国家主管上山下乡的部门工作——不管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即便在“文革”期间，他的工作也未曾中断过，尽管那时候，红卫兵甚至没有放过他所在机构的档案。
直到1994年，他才离开解决上山下乡遗留问题的相关部门，那一年，他68岁。
幸运的是，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堪称上山下乡的“活档案”的当事人，他说这是他首次向传媒公开内情。见1998年6月13日《长沙晚报》。
那么，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于何时？顾洪章对记者说，他于1954年就到内务部移民局从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但轰轰烈烈开展上山下乡运动是1955年。
1954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批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解决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学习与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升学深造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是将来上山下乡从事生产劳动。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同样强调上山下乡参加劳动。
1955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教育部党组《关于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进一步倡导毕业生积极到农村参加劳动。
1955年4月，毛泽东批转了团中央《关于组织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农业劳动和进行自学的报告》，推广了四川省郫县犀浦乡刘家秀、杨映、曾淑玉等高小毕业后回乡务农取得显著成绩的经验。
1955年8月，共青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提出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在全国开荒3868万亩的号召，发动广大青年组建青年志愿垦荒队。当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亲自抓这件事。
1955年8月9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北京郊区的杨华、李秉衡、庞淑英（女）、李连成、张生5位青年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交发起组织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申请。共青团北京市委对他们的要求热情支持，并且积极组织发动，从800余名报名者中挑选60人组成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8月30日，垦荒队由北京出发，前往黑龙江省萝北县。行前，北京市各界青年1500多人举行了盛大欢送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发表了题为《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并把一面写有“北京市志愿垦荒队”的锦旗授给垦荒队。继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进北大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