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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被投机的同志们安排得好好的。不得已不甘心的人们永远在等着某个人的到来，是魔鬼还是天使都无所谓了，身边的旅行包里永远装着一把牙刷、一块香皂、和几条旧内裤、几双破袜子，因为指不定到哪就歇息了，就差没背着一张大席梦思到处游荡了。
第14节：很羡慕那种自由
美仁说，正走运的人们也还在拼命地配合电台、电视台的编导从这座城市麻木、迟钝的人们手中赚得更多的籽儿，卖更多的乖，讨更多的好，想办法以后能有足够的钱养老。策划人讥笑被包装的金童玉女是“白刀子进，黄刀子出”；被炒成功了的金童玉女事后又嫌策划人老土。走运的防着不得意的人，不得意的人又瞧不上走运的。失意的成功的人都说，在这座城市里必须既作婊子又立牌坊，笑贫不笑娼。世道变了，开车的怕骑自行车的，骑自行车的怕走路的，走路的怕下岗的。总之，穿鞋的怕不穿鞋的。
其实，这些话全是美仁在睡觉作梦时说梦话被小二偷听到的，谁他妈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小二也懒得问美仁。不过，小二听力很好，那是因为小二那对吊眼半瞎的缘故。
16岁以前，住在老家的小二的眼睛还是好好的，一个江湖骗子偷了小二的光明。做完爱以后，小二喜欢给美仁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我老家离金都很远，一座山连着一座山，邻居的概念不是十米、二十米，而是半座山、一条河的距离。十几年前，我老家漫山遍野都种满了农作物。夏天有油菜、豌豆角、胡豆、麦子，秋天有棉花、李子、核桃，冬天也有数不清的枯了的苕子花藤，春天更是把眼睛给装满了颜色。那时候学校不多，大山里只有一个小学和中学，他们分别在两座山的山头上。听说现在我的老家小学校就不下四个，更别说其他类型的学校了。那时候农村家的小孩都喜欢用一个瓷缸放点米，拿到学校自制的锅炉房去蒸。每个小盅子上都打着自己的记号，有系根红绳子的，有系根绿绳子的，有系上麻绳的，有麻绳上再绑上一小木棍的，有的小孩干脆在盅子外面用红漆写上自己的名字，以免拿错。那时候的下课铃不是电铃，而是一口大铁钟，校长亲自敲。我还记得当时的校长姓任，中等个儿，长得眉清目秀的，洗得泛白的中山装左上面的口袋里永远插着一钢笔。农村家的小孩子们一听到这钟声，全都一窝蜂地奔向锅炉房，带着自个儿家腌的咸菜，拿着自个儿的饭盅，闹着、笑着、围成一堆，飞快地吃完饭，然后再去喝井里的井水，接着满山遍野地玩去了。
我很羡慕那种自由，不再想一个人中午回家在爸爸、妈妈的监督下吃饭，也闹着妈妈给我买一个小瓷盅，拿到锅炉房去蒸。我妈很爱我，也就顺着我的意，不过唯一不同的是我的盅子里有一个鸡蛋，有猪油和一些盐，有时也放一些腊肉和香肠。1976年，大都市都还很穷很紧，更何况我的老家，但我的妈妈就有办法让我们过得舒舒服服的。难怪到今天一提到我妈我就想哭。可能是因为我长相的原因，哪根筋都好像是反着长来着，我老想用自己的鸡蛋和肉去换那些农村小孩带来的咸菜，他们的咸菜都是自己家做的，很香。但他们都不愿意交换，那时我还以为他们不喜欢吃鸡蛋和肉，我压根也不会想到什么叫自尊的问题。
因为那些农村小孩不愿意和我坐在一起吃，所以我常常也自己讨个没趣，最后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不过，从学校到我家慢慢走的话最多也只要十分钟，如果一路小跑五分钟就不到。那是一条我至今也念念不忘的小路。夏天的时候，满山满坡都是金黄色的油菜花，小路都是用山里的青石板砌的。学校在山顶上，一到上学、下学的时候，那小路总是被学生们影影绰绰的身影点缀着。上学总是让我烦心的事，所以基本上是拖着脚步走的，下学可不一样了，那一路下来就像一只自由快乐的小鸟，唱着“少先队员之歌”（那时所有的小孩都以是一名少先队员为自豪）。少先队员的脖子上都戴着一条红领巾，红领巾其实就是一块小三角形的红布做的，老师说那红色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是红旗的一角。那时候对我们小孩来说它能围在脖子上是一种最崇高的标志。
第15节：鸡鸡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那时，我每天我还会碰到一个卖烧饼的大爷，他做的烧饼很香，烤得黄黄的，软软的，又有手感又有嗅觉。我每天基本上都要用家里给我的零花钱买一个，5分钱一个，十年如一日。大爷永远戴着一顶深蓝色但已洗得发白了的鸭舌帽，帽沿都破了，但永远是干干净净。手里挽着一个自编的竹篮，竹篮上盖了一层厚厚的棉布，所以烧饼永远都是温热的。我想，他大概就住在我们学校的附近，浑浊的眼光透着几分精明，大约四十岁左右。上学十几年我吃过他的不下几千个烧饼。每天我还要路过一个叫崔吉秀同学的家。她的家就在我们学校下面，很破的用泥巴糊的房子，房子中间有一个小院，院子的周围种满了竹子。她长得很漂亮，一双眼睛一直像有水泡着一样，水汪汪的。好像她还有三个兄弟姐妹，家里肯定很穷，因为穿的衣服永远都是打了许多补丁的天蓝色土布衫，大大的宽宽的兰布裤，因为补丁太多，让人一看就有一种很重的感觉。冬天来到的时候，她的一双手永远是长满了棕紫红色的冻疮，她学习不好，长得很瘦，说话纤纤的，因为个子高，永远坐在教室最后的一个角落，象一朵谦卑的干了的小油菜花。下课的时候总是第一个赶回家去，听说她还要去割猪草，带她的弟弟妹妹，有时还要去镇上卖点家里种的菜。小学还没毕业，她就退学了。想着小学同学的时候，闭上眼睛我第一个想的就是她。其实，如果我记得对的话，我好像从来就没有正式和她说过几句话。
那时候，我的父亲是名军人，为了支援祖国的大西南建设，带着全家到了山区。我的母亲本是一个大家闺秀，后来跟随革命也成了一名国家干部。我就一个弟弟。我母亲是那种很爱美的女人，她总把我和我弟弟打扮得引人注目的，我和我弟弟穿的毛衣永远都是学校最耀眼的，其实那全是妈妈用各种剩下的毛线头拼凑打在一起的。尽管那时条件有限，妈妈还是想办法和附近村上的一个奶场有了联系，这样我和我弟弟每天早晨都能喝上新鲜的牛奶。现在住在法国的老弟还老打电话来说，冲他长的那一身肌肉，他的洋人同事们就硬不相信他是70年代初在新中国红旗下长大的，他说这还得谢谢咱老妈从小给咱底子打得好。爸爸去城里开会时，总是能给我们带回一大袋城里产的那种叫“大白兔”的奶糖和用红色的纸包着的“大泡泡”糖。那种陪我读完小学的胖胖的圆头红色的上海产“丁字”牛皮鞋，现在我是很少再看见了，现在小街上摆满的是各种各样的仿制的假Nike、Adidas洋货牌子的鞋子。
1975年，大人们在单位里一会儿开批斗会，一会儿开欢庆会，几乎没有星期天。所以我们小孩常常都在外边山坡里玩。特别是在夏天，因为全国都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以学校里都养着大白兔，为了给兔吃草，我们常常会去学校后山坡摘那种叫“莴韭菜”的野菜。那时候，我觉得天比现在的蓝，星星也比现在离人近，我们几个小孩躺在山坡上，穿着短裤、短裙，吹着牛皮数星星。晚风吹来的时候，常常会把童年无尽的梦给吹开来。比如说我就一直想知道小明下面的鸡鸡长得什么样子，是不是也和我弟弟一样，妈妈给弟弟洗澡的时候，我见过弟弟的小鸡鸡。那时在我眼里，鸡鸡就是和别的东西不一样。
第16节：我给他看我的小宝宝
小明是我妈妈单位医生的儿子，和我同班。有一次，我让小明给我看他的鸡鸡，他不让，最后达成条件，他给我看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