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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得瞠目结舌。我完全搞错了，大错特错。可我以为是什么呢？我还那么感动，还差点流泪。我真是太简单了。我怎么会这么简单呢？我为自己的简单感到不好意思。我怎么能希望别人帮我呢？平白无故的有谁会帮我呢？无论怎么说，我也算是个在生意场上滚过的人了，怎么还这么幼稚，还以为会有这样的好事？我真是在异想天开。我甚至不好意思看他，我的目光虚虚的，我低头看着杯子里的茶。我不断地喝茶，喝了一杯又一杯，把下腹喝得胀鼓鼓的，老想撒尿。
他耐心地等我撒了尿回来。他不管我的感受，接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他着重说到我的眼光，说要充分利用我的眼光，要我把好进人关，尤其是小姐，一律要性感，要让男人看了就走不动。他边说边用一根指头梆梆地敲着桌子，“性感是什么？除了身材长相，还要有味道，那种味道我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勾人。但你肯定明白，我一说你就明白了，你是什么人哪，是不是？你的眼光是没说的，这大家都知道，不少人都看过那幅画嘛－－我这么说你别生气呀－－只要知道你在这儿，人家就知道这儿有什么样的小姐。只要把你的名字打出来，都不用做广告，你就是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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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四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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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里说操他妈的，我成了什么东西？我是小姐广告？！但我没有怪洪广义，他是个生意人，他说的是实话。我也懂得什么是生意。既然是生意，就没什么好计较的，我就该好好想想了。我巳经很理智了。我对洪广义说：“请你容我考虑三天，三天后我再答复你。”这三天我想了很多。，脑子里乱糟糟的，许多事情像一群苍蝇似的围着我转，最后我对自己说，你这不算出卖自己，这怎么是出卖自己呢？你算什么呀，什么出卖不出卖呀，你瞎想些什么呀？许多事情不都是这样的吗，一环扣一环的，它正好就扣上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呀；再说生意就是生意，跟出卖不出卖有什么关系呢？你为什么要放着这样的生意不做呢？
我发现“生意”这两个字很神奇，就像解围之神，一想到它所有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三天后我对洪广义说：“我给你当这个总经理。”
洪广义说：“那好，我们签个合同。”
我把我那个小作坊一样的公司关掉了。冯丽听说我要关掉公司，去当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脸陡地刷了下来。她说：“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公司办得好好的，关它干什么？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说关就关了？”我说：“你不是早就要我关了它吗？”她被我顶得张着嘴，半天才说：“谁不知道那是个红灯区，是一个鸡窝？你关掉公司跑到一个鸡窝里去，我会愿意吗？我是你老婆啊！”
现在她脸上全是忧虑。她苦口婆心地劝我，“徐阳啊，我们还办我们的公司不好吗？干什么不是挣钱呢？挣多挣少而已，够吃够用不就行了吗？何况我还有两个店呢，我们不愁什么，我们为什么非要当那个总经理呢？图那种名声干什么？我们老老实实过自己的日子不好吗？”
她又告诉我，她正在准备怀孕。她已经去医院里把环拿掉了，她对我巳是死心塌地了，无论如何也要给我生个孩子。她要对得起我，否则这辈子都是遗憾，会觉得欠了我的债。她还把她的想法跟她妈也说了，她妈也赞成，说要生就趁着还年轻，赶紧生。她现在的感觉很好，生孩子这种事感觉好是很要紧的，不但容易怀上，将来孩子也聪明。总之她急切地想要孕育一个由我播种的孩子，她做出一副跟年龄不大相称的嗲相说：“老公啊，你为孩子着想也要听我一句话呀。”
但我觉得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况且生孩子这件事本身就是她的一厢情愿，我没想过这件事。虽然我已经过了三十岁，却从未想过要有一个孩子，要给这个孩子当父亲。我觉得“父亲”应该是一个有点伟大的词，很多人都不配，比如我父亲。当然我也不配，而且肯定、绝对、百分之百地不配。
在冯丽还没有怀上孩子的时候，我抽身去了广州。我去广州是洪广义安排的，他让我去学习怎样当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听说我要去广州，冯丽很愤怒，愤怒得有点剑拔驽张。她说：“我想安安稳稳地给你当老婆，给你生孩子，你怎么就一点都不肯体谅我呢？”她把手上的饭碗用力撴在桌上，桌上其它的碗碟都稀哩哗啦地跳得老高。我说：“我又不是不回来，回来再接着生就是了。”冯丽说：“我还给你生？我贱啊？”她的目光飘过她妈妈的头顶，很空洞地朝着一面墙壁，用一种追悔莫及的口吻说：“我吃错了药，干吗还要嫁人呢？还偏偏嫁了你？我真是嫁去死呀！”
虽然她很愤怒，但仍把我送到火车站。她冷着一张脸，一句话都不说，我检票进站她也不说话。她连手都不挥一下。
可她干吗要送我呢？送行是很重要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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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我的脸》第十五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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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广义在广州有一个朋友，是个夜总会的老板，我在那里给这位朋友当见习生。那位朋友姓林，黑黑的，又矮又胖，说话像鸟叫。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没有脖子，为了显得有脖子，他在下巴和胸腔之间挂了一根小拇指般粗细的黄金项练。有一回这位姓林的朋友还把我带到澳门，说让我长长见识。我们在一家夜总会玩了几天，于是我便以为我彻底知道了什么叫娱乐业，什么叫夜总会。但林胖子摇摇头，叽叽哇哇说了一通，意思是我还没有深入体会。他站在一面透明镜子前，指指镜子后面那些挂着号牌袒胸露乳的泰国鸡，要我点一个让她给我推油。我说我不能乱来，我是个有老婆的人。林胖子鸟声鸟气地说，这关老婆什么事？
我在广州呆了半年，这半年里我没有去找过任何人。按理说我应该去找两个人，一个是我在广州的舅舅，一个是余小惠。舅舅是我妈叮嘱要找的，虽然这个舅舅在老房子的事情上让她伤透了心，但听说我去广州，便要我代她去看看他。她说到底是你舅舅，你还是替我去看看他吧。我没听她的话，原因是我不愿见陌生人。至于余小惠，我只知道她在广州，但不知道她具体在哪儿，一个这么大的城市，人跟蚂蚁一样，到哪儿找她呢？再说找到了说什么？
大约是第五个月头上，我却遇到了余小惠，就是那种所谓的不期而遇。一天晚上，在林胖子的夜总会歌舞厅里，我看见她在那里唱歌。我远远地看着她，虽然灯光明明灭灭变幻不定，但我觉得她就是余小惠。尽管她把头发披下来，让那张脸遮一半露一半，而且脸廓也不像从前那样圆润柔和，但我还是认出了她。我认出她全凭感觉，而不是依靠我的专业背景。在一种灰浊而嚣躁的神情之中，我隐约看见了一些我熟悉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我说不清，反正不只是一个眼神或一个笑容。不是那么简单。如果不是我，而是一个别的什么人，要认出她来恐怕不那么容易。她的变化太大了。她连声音都是灰浊而嚣躁的。她弯腰躹躬时乳房都差点从衣服领子里滑了出来。她的乳房已经有些肥胖松弛了。那件演出服的领子也不叫领子，似乎是松松垮垮地挂在乳头上，乳沟和大半个乳房都露在外面。
我不知道怎样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和感受。我并不是感到很突然，在这座人口密集城市里，要找一个人很难，但遇见一个人的可能不是没有。当时我坐在一个光钱很暗的角落里，就那样看着她。我估计她看不见我。我要不要跟她打招呼呢？我确实很犹豫，还是那个问题：见到她我说什么？说什么呢？我们还有什么要说吗？我想我们不应该有任何关系了。我们应该像两棵树，一棵在山南，一棵在山北，吹过来的风不是一个方向，头顶上的阳光也不一样。
但那天晚上我们还是在一起坐了一会儿。我让服务生把刚才唱歌的那位小姐请过来－－我对自己说，你叫她过来干吗？但我还是忍不住朝服务生招手－－她跟着服务生走过来的时候，我心里怦怦地跳着。她一边走一边歪着脑袋往这边看。灯光很暗很飘，她能看清是我吗？服务生对我说，阿美小姐来了。我愣了愣。她是阿美？她怎么叫阿美？我一边发愣一边站起来，拖开一只椅子。她看了我一眼，又看看椅子，在这只椅子上坐了下来，对服务生说，啤酒。她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裙子滑下来，露出大半截大腿和大腿上的黑色吊带。她的脸不是朝着我，而是跟我构成一个角度，朝着前面的歌池。有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