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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古稀，要做到“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幾不可能；但是，“尔等有退休之时，朕何地可休息耶”？这就是高寿天子的两难之局。此局实无法解决，除非换一套制度，让适龄皇帝依制退休。然君主专制实行二千馀年之久，谁能摆脱这种历史惯性？玄烨纵是伟人，其智勇亦不足语此，故不得不在两难之间勉力支撑，徘徊等死。幸亏他死得还算及时（卒年六十九），令誉得以保全。高宗则不然，当望九之年，秉衰耄之质，犹欲“万幾皆出自裁”，而其智其力，实不足裁一事，遑论万幾，终至晚节不保，贻祸家国不浅。他于统治六十年之际内禅退位，谓不敢迈越其祖；若更能早死二十年，生前臻于至治，身後享有令名，岂非甚善？设语虽涉荒唐，其义可深长思也。
以故，钱氏之语，不妨改作“帝王精神，一年不如一年”，更为妥贴。然此犹就主观欲作好皇帝、客观亦具做好皇帝之能力者而言，若不幸邂逅二十馀年不一上朝如明神宗者，则“帝王精神”根本无从谈起，其盛衰亦不可问矣。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毋庸对“帝王精神”下注，而令一国之民尽陷于前途未卜的赌局。只是，在清帝逊位、民国肇造以前，欲谈吾国历史，还真没办法舍“帝王精神”不谈，不仅要谈，还得大谈特谈。此亦钱氏总结清运何以由盛转衰，第一条便举出“帝王精神”的原因；不是他老人家思想保守，有什么帝王情结，而是历史实况如此。若避而不谈，却去讲一些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那反而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
按：此称“满族”，不若改用“旗籍”。盖旗籍分满、蒙、汉三种，“贪污放肆”之徒，虽籍隶满洲者最众，其馀二族亦不少见，然则欲求指称之准确，舍“满族”而标“旗籍”，方为允当。此外，关于“旗”、“满”之用法，窃犹有说，请略述之。
清代国内之最大矛盾，习称“满汉矛盾”；晚清末年，革命思潮兴起，其中，以种族革命相号召者最为风靡，其宣传即借“满汉矛盾”发其端。例如，孙文尝云：“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据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光绪二十一年）；後来，将这个意思简化为一句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光绪三十二年）。观其意，竟视满族为外国之人，而浑不计及清太祖以前之满洲，“受明之恩遇最厚”，固尝授官设职，以“属夷”待之，实非外国可比也。然当时之人激愤以久，不暇细审，并未觉得这句口号有何不妥。逮民国建立，满族既为国民之一部分，犹欲“驱除”，未免不中情势，于是，就有了新的说法，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民国元年）。数月後，袁世凯发布临时大总统令，则称为“五族共和”。自此，“满汉矛盾”问题在官方层面得到了妥善解决。然私家著述，犹念念不忘“夷夏之大防”，及元、清两代“汉官威仪”扫地以尽之恨，一遇机会便痛詈蒙古、满洲为“异族”、“外夷”者，钱穆即是其一。
钱撰《国史大纲》，为史学名著，而第八编《清代之部》，第一句话便是：“明太祖驱除蒙古後三百年而满洲入主，为中国近代史上狭义的部族政权之再建”；既曰“再建”，则我们翻到第七编《元明之部》，看他怎么定义元朝：“蒙古民族入主中国，中国史开始第一次整个落于非传统的异族政权的统治”。一则曰“狭义的部族政权”（清），一则曰“非传统的异族政权”（元），下笔虽略有轻重，而鄙夷愤慨之情，溢纸而出。若照钱穆自己定下的规矩，他这种表达，是十分不恰当的。《国史大纲》篇首云：“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自注：“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试问，元国与清国，其为中国乎，抑为外国乎？元国与清国之历史，其属“本国以往历史”范围耶，抑属“外国史”范围耶？起钱氏于地下，问之，必答曰：其国，中国也；其史，“本国以往历史”也。然则，何以对元、清两代，即以“异族”、“非传统”定义之，并不“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似谈外国史者？钱氏此种论调，以今语批评，可谓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出于一己之见，谓不乐元、清，不喜欢蒙古人、满洲人，是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之一种，不妨坚持。而作为史学家，濡笔临纸，犹持此论，则一方面不能自圆其说（“异族政权”何必编进国史？），一方面有悖于汉、唐以来即已形成的民族融和之趋势，于学术之理、政治之义，俱有未达。
而且，族群成见太深，还会影响对历史的分析，甚而得出偏颇的判断。即就钱氏“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之论而言：不但“满族”一词的用法不够准确，揆诸史实，这两个字竟应从句中删去，方称得上实事求是。据《清实录》与《清史稿》记载可知，乾隆六十年间，贪贿之案幾年年都有发生，确实称得上“日益”“放肆”。但是，若对六十年间贪官之民族属性进行统计，我们将发现，“满族官僚”人数所占比重并没有大到可以独享“贪污放肆”之名的程度。为便于阅看及控制篇幅计，兹于六十年贪案中撷取按察使（文职正三品）、总兵（武职正二品）以上大吏，以在旗与否划分为两大类，编制下表：
旗籍满洲傅鼐、萨哈谅、喀尔钦、鄂善、鄂弥达、常安、鄂乐顺、恒文、保德、阿思哈、鄂宝、和其衷、高恒、普福、良卿、秦璜、阿尔泰、彰宝、富德、高朴、勒尔谨、索诺木策凌、国泰、国栋、富勒浑、福崧、伍拉纳
汉军卢焯、杨廷璋、李侍尧、郝硕
非旗籍俞兆岳、刘於义、赵宏恩、王士任、岳濬、吕守曾、帅念祖、朱荃、庄有恭、杨灏、蒋洲、李因培、方世儁、钱度、王亶望、于易简、陈辉祖、李封、陈淮、闵鹗元、浦霖
因贪案伏诛或赐自尽者，以加黑字体标示。
据表可知：旗籍贪官计三十一人，非旗籍计二十一人，各占比例约为59。6％和40。4％。若只论满族，不论旗籍（即剔除汉军人数），则满族贪官仅占51。9％，是则满、汉贪官，半斤八两，难分轩轾。那么，“满族官僚日益贪污放肆”的判断绝不正确，已不待辨。此外，因贪案被处以极刑（斩、绞或赐自尽）者，于旗籍中所占比例为74。2％，于满族中更高达81。5％，远较非旗籍之52。4％为多；由此又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即清帝虽在福利、仕途上优待旗人，然对其中之不肖玩法者，所行处罚往往较非旗籍人士为重。王辏г顺⒃疲�
“朝廷用法，严于满臣，以为优礼汉人，亦以为不足责也”；
即是对此清廷“家法”的中允评价。旗制改革後，皇帝成为八旗的唯一“主子”，一方面，他对旗人具有一份家长般的爱护，一方面，他对其中的害群之马又极为厌恨，爱深痛切之下，遂出现“用法严于满臣”的现象。而在另一方面，清廷对汉人的统治，虽未遽如辏г怂裕沙啤坝糯保灰喾乔迥└锩橙诵健翱链闭摺Ｃ仙疲�
“清自入主中国，谓其为异族战胜而来则是矣，谓其如何苛待汉族，则较之历代本族之君主，亦未见专制之加甚。且君无甚昏甚暴之行，若明之正德、天启诸君，清所未有也。谓私厚于满洲，则亦与明之私厚于宗室等也。明之横征暴敛，未乱之时．有万历之矿使、税使；既乱之後，有万历至崇祯之累次加赋。清则以明为鉴，而‘永不加赋’之祖训，子孙竟能永守之也”；
他对清代统治的看法，迥异于钱穆。二人俱为史学名家，且俱深有造乎清史，何以凿枘如此？伯牛不自量力，试作调停。孟森考察清代国民所受待遇，认为与此前的“本族”统治相比较，其优劣厚薄并无重大区别。钱穆所注意者，则在于汉族士大夫在清代统治中蒙受了不公平待遇，远逊于宋、明两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风光，用他的话说，就是：
“清代一代，仍然像是士人政权，仍然说政权该交付与读书人。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满洲人也了解，并不曾正式反对这理论。他们只在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