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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我们非常同情你，我们坚决支持你，我们保证做你们的坚强后盾，保持支持到你们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回公道。”
台商说：“我不是来讨公道的，政府解救了我儿子，我应该感谢政府才是。”
有人说：“你不要害怕，你看有这么多人支持你，你应该挺起腰杆。”
他说，我们知道，你是在二河市投资的台湾商人，你不用担心政府会找你秋后算帐。
他说，有我们这些记者关注你，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的！
台商还没回过神来，就有好多采访麦克风举
到他面前。他在老董面前夹着尾巴大气不敢出，那是因为他觉得这辈子都欠那共产党人的。这会儿，对着这些陌生人，他却谁也不欠，该怎么样，还怎么样！他可不是窝囊废，说到底，他还是几千人企业的大老板。
他说，你们都走开，离我远一点。
他说，我跟你们不是一路的，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
他说，我是找老婆的，我要带她回去！
台商拨开眼前的麦克风，推开拦着他去路的人，向教育局那关闭的铁门走去。他对守护在那里的警察说，我找某某局长。每年他都捐资支持教育事业，每年都是尊师重教表彰的典型，跟教育局每一个局长都熟悉。
守门的警察早就看到了他的一言一行，知道他与那么聚众的人群不是一路人，也没盘问就放他进去了。教育局像是一个四合院，井字型的楼房围了一个小院子，站在那院子里，就听见会议室吵吵闹闹。台商想，他老婆定在那里，定在
那里和教育局的领导讨还公道。这个臭女人，真他妈活得不耐烦了！
一进会议室，就见里面挤了几十人，有二河市分管教育的副市（县）长，教育局各位正副局长，还有所谓的学生家长代表，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记者。老婆虽然也在其中，但那些学生家长比她还激动。
他们说，你们教育部门总得有个交代吧？
他们说，难道孩子在校门外被绑架就不关你们的事吗？
他们说，你们敞开校门，孩子会在校门外吗？
还有许多话吵成一团，根本就听不清说些什么？
副市长倒冷静，一抬头就看见进来的台商了，笑吟吟地招呼他到前面来。不认识台商的人回头一看，虽不明来者的身份，却也感觉到这人一定不简单，会议室便立时静了下来。
现在的数码相
机不费胶卷，因此，记者们一点也不心痛地按快门，闪光灯便刷刷亮个不停。那一刻，台商才体会到老董说过的一句话，你老婆红了，比以前火十倍百倍了。
（鲜花鲜花鲜花！）
正文 第1265章 不关你们事
台商老婆见了台商，有一种见到救星的喜出望外。在来教育局之前，她还有一种高度的责任感，还有一种为二河市城区各学校学生家长讨还公道的使命感，这会儿，她才现，并不是那么回事。一到教育局，她就只是傀儡了，别人都把她的话抢走了。那些像她一样的学生家长，仿佛昨天被绑架的是他们的孩子，仿佛他们才是来向教育部门讨还公道的。还有那些记者，总像审犯人似地问这问那。
他们问：“你是受害者的母亲吗？”
她说：“是的。”
他们问：“在绑架事件中，你的孩子遭受了多大的伤害？”
她说：“绑匪骂他打他，把他关在黑屋里，还绑手绑脚，封了口，一整天，滴水未入。”
他们问：“你带孩子去医院验过伤吗？”
她说：“验过。
”
他们问：“结果怎么样？孩子是不是伤得很重，是不是要进行抢救？”
她说：“这倒没有。医生说，只是皮外伤！”
他们说：“你不觉得这其中可能潜藏着某种阴谋吗？医生受到了某种暗示，或者威胁，因此，才说出有违于职业道德的谎话？”
她摇头说：“我不明白你们说什么？”
他们说，你太善良了，太容易相信人了。你就没想过，如果，你的孩子因为这次绑架，身心受到种种伤害，这对教育部门，对政府是非常不利的，他们完全有可能互相包庇，制造假象，谎说你孩子没有受伤，从而推卸自己的责任。
他们说，作这一个母亲，你应该为孩子多考虑，应该慎重，不要轻易说孩子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有许多伤害，一时半会是看不出来的，身体上的伤害还不算什么，孩子身心遭受的伤害，绑架在孩子单
纯的心灵留下的惧怕，这种阴影，有可能会影响他一生。
她好迷茫，感觉自己不是一个好母亲！
他们问：“你孩子是在哪被绑架的？在学校内，还是在学校外？”
她说：“在学校外。”
他们问：“这是孩子亲口说的吗？”
她说：“是他亲口说的。”
他们说：“孩子有没记错呢？孩子受到惊吓，一时想不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她说：“好像绑匪的供词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问：“为什么说好像呢？是不是有的绑匪说，他们是在校内实施绑架的？”
她说：“我是听我老公说的。”
他们问：“你老公看到绑匪的供词了吗？”
她说：“没有。他是听警察说的。”
他们说：“警察的话也能信吗？就像医生的话一样，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你没感觉到吗？在整个绑架事件中，政府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为什么呢？他们要推卸责任，他们要尽量减少给予孩子的赔偿。你认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要给予多少赔偿才合理呢？”
她说：“我不需要赔偿，我只是觉得，应该让教育部门，或者政府能重视这件事，加强对学校周边的管理，让我们家长放心，让学生有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
他们说，我们知道你不缺钱，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再生绑架案，其他的学生家长需要赔偿时，政府会参照解决你的方法来解决，这样，对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是不公平的。
他们说，你也知道，你不是为了自己才向教育部门，向政府讨
还公道，你是在为所有的学生家长讨还公道，因此，你不能因为自己不无缺钱，就可以不像政府索要经济赔偿。
这时候，她感觉自己似乎掉进了一个陷阱，似乎成了别人为难政府的工具。她很清楚台商对政府的态度，他是从不说政府一句坏话的。她想脱身似乎是不可能了，当市政府、教育局长要与受害者家属对话时，她便被许多拥护者推进了会议室。
她现自己很无奈，很无助，虽然，身边都是她的支持者。但她要的不是这种支持，要的不是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支持。她现，她已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家长，甚至于不能代表自己。太多太多的热心人已经代表了她，说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说的话，向政府提出了其实是他们想要政府提出的要求。
丈夫的出现让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一个非常孱弱的女人。她其实更需要他的支持，别人的需要根本算不上是支持。她站了起来，她想说，你带我回家，我要回家！
然而，丈夫却说：“你跑到这来干什么
？你丢人不要脸没关系，把我的脸也丢得努尽了。”
他一扬手，给了她两个响亮的耳光。她还没反应过来，丈夫便揪着她的头，拖死猪似地要把她拖出去。她身边的人“哄”一声围上来。
有人问：“你为什么打人？”
有人指着他鼻子，很有些威胁地说：“放开她，你立即放开她！”
台商说：“我不放开又怎么样？她是我老婆，我想打她就打！”
台商夫人“呼”一声站起来，拦在台商身前，对那些责问他的人说，你们不许碰他！你们不许碰他！她嘴角挂着一丝血，头蓬松，却一点也不含糊。那些人全被镇住了，怎么也想不到，这时候，她还那么袒护这个男人。
副市长对台商老板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有什么事不能说清楚吗？非要动手打老婆？”
台商说：“这不关你们政府的事，这是我的家庭私事。”
他指着那些学生家长和记者说，也不关你们的事！
相机的闪光灯又不停地闪，他用手拦住自己的脸，说，不要照，不要照，你们不准照。记者哪听他的话，还是不停的照，他便手一抡，把近前的两部相机拍打到地上了。这还得？记者们抓住他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