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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最好的那一个。而且的确我们能够一眼就挑出我们的最爱——非常一致，没有差错。即使偶有小小的分歧，但也能即刻达成共识。这种时时处处的一致带给我们无比的喜悦，也带给我们不可言说的甜蜜感，我们就像一个人一样，沉浸在自己妙不可言的世界里。
这时候我们已经十三四岁，但我们的兴趣和感观依然停留在童年世界。因为我们整日地相互面对，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逃避着外部的世界，逃避着成年人的世界。但是青春期还是不可阻挡地临近了。如果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花园，我们已经闻到了从那里飘出来的撩人香气。
在石榴花开放的季节，某个有月亮的夜晚，我和小虹在家附近的一条窄窄的麻石子路上散步。至今我还记得月光把泡桐树叶投在地上的样子。我们踩着摇曳的枝影，心也一样在摇曳。小虹问我：“你最喜欢哪个男生？”我也这样问她：“你最喜欢哪个男生？”这样问过之后我们俩笑个不停。
这是我们之间最最大胆而出轨的问题，在此之前和之后我们都没有这么相互探问过。那时候我们实在是太好了，声应气求，浓情蜜意，渴望知道对方心里的每一个秘密。而且在那个片刻，我们的注意力一下子从虫子上升到了人，并且准确地投射到了异性身上。我们都要求对方先说，可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同时把名字写出来，相互交换看。我们一人拿了一支钢笔，转过身去，在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如果说月经初潮标志着女性的身体进入青春期，那么对于我和小虹来说，这一刻可以说是我们在精神和情感上进入了青春期。
但是我们依然幼稚和蒙昧，就像一个从暗处一点一点走向明亮之地的人，需要有一个摸索和适应的过程。那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并不十分留意异性，我们既不和男孩说话，也不和他们玩，甚至也不谈论他们，他们在我们的视野和心里都像是不存在一样。我和小虹经常说的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恐怕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两个谈论得最多的是“发育”——这里面有太多的秘密和未知吸引着我们，而这些秘密和未知就摆在我们面前，有一天都会自动揭开答案，但我们实在是有点等不及。我们太喜欢“发育”这个话题了，我们对它怀有强烈的超乎寻常的好奇心。在尚未弄清楚全部答案以前，它像一个巨大的磁场一样对我们充满了吸引。“发育”这个词对我们具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魔力，我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词像它这样幽暗、暧昧、不洁和淫荡，背后潜藏着许多说也说不清的内容。它让我们浮想联翩，心动难抑。有一天我们去一个同班的女同学家里玩，目睹她给几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做饭。她把打好的鸡蛋倒进滚烫的油锅里，“啦”一声，鸡蛋在热油里四处伸展，转眼变得金灿灿的。她又手脚麻利地把切好的韭菜和鸡蛋炒到一起。她用另一口锅焖米饭，还做了一大碗放了海米和紫菜的汤，在里面滴上几滴香喷喷的麻油。我们看着她那一连串非常连贯的动作，闻着饭菜扑鼻的香味，都有点目瞪口呆。她用母亲才有的那种口气吆喝弟妹们上桌吃饭，也像母亲一样阻止他们为争抢吃的打闹。我们惊叹世上竟有这样俗气而热闹的生活，就好像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天上。
在我们初中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我们整个年级都搬到离学校好几公里外的农场分校去上课。那一学期班级也进行了重新划分。我们接到通知赶到学校，分班名单抄在很大的白纸上，并排贴在红砖墙上。许多同学已经到了，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在名单前寻找着自己和同学的名字。那时已经是1978年的春天，一方面还在学工学农，开门办学，一方面高考已经恢复，升学的压力非常突出。
盐城中学作为一所升学率历来居高的老牌中学，这个时候自然不甘落后。学校把我们八个班当中功课优秀的学生集中到一个班上，那就是后来几乎全班升学、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考上全国重点院校、令许多老师骄傲并时常忆起的颇有名气的中三（9）班。那时即使在全国来说分快慢班都是一种观念超前的尝试，等到报纸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争论的时候，我们已经从各名牌大学毕业，走向工作岗位了。所幸的是经过这轮分班我和小虹仍在同一个班里，而且是在最好的一个班里。当我们看见名单的时候，我们相视而笑，满心欢喜。此外虚荣心的满足也令我们深感快慰。
学校为中三（9）班配备了最好的师资，这个班的一切都是特殊化的，连教室也远离另外的八个班，做操、课外活动等等也不和他们在一起，有点独自为阵。老师起早摸黑地盯在班上，天天给我们开小灶，让我们做各种深奥的习题。考试是家常便饭，发下来的卷子常常就像天书一样，尤其是数理化的考试，有些卷子全班同学都能看得懂的大概只有前面第一第二题，能够整张卷子全部看得懂并且解答得出来的大概也就三两个人，或者干脆一个也没有。
本来这个班级的竞争就是白热化的，老师还在试图加压。增加课时，增加习题量，增加考试难度，各种手段一齐使出来，而且各科老师互不相让，都说自己的科目是最重要的。所喜的是这个号称“尖子班”的班上再没有谁是真正遥遥领先的尖子，某个同学可能数学很好，但别人的物理比他更好，英语和语文好的又是另外的人。考试也是一样，这一次是这些人考分名列前茅，到下一次恐怕他们都成垫底的了，连各领风骚三两天都很难做到。以前我们考试从来不下九十五分，现在好了，把这两个数字掉个个儿都不能保证回回做到。接二连三地经历了不及格的考验的，我们都变得无所谓了，脸皮厚得像城墙。改好的考卷发下来，不管是三十几分还是二十几分，卷起来往桌肚里一塞，该出去玩还出去玩。本来老师也许是想先挫败我们，以此激励我们奋起直追，没想到一出手就把我们打趴下了。我们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没有谁再把自己当什么了不起的好学生，因此反倒放松了。
我和小虹从家里到农场分校走路要四十多分钟，那时城里还没有公共汽车，自行车算是最普遍的代步工具，不过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辆自行车，很难轮到孩子使用。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中午不回家吃饭，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带着午饭，偶尔也在学校食堂吃。我和小虹每天上早自习的时候就把头钻在桌肚里闻饭盒里的香味儿，猜对方带的是什么。有的时候班主任从后门悄悄进来，就站在我们俩的座位后面，全班的读书声渐渐地小了下来，大家都转过头来看我们，只有我们两个浑然不觉。课间也是我们不肯放过的时间，不管课上的内容有没有弄懂练习有没有做完，我们像出笼的小鸟一样飞出教室，到前面的豆子地里去拣上一季没收干净的蚕豆，上课时趁老师转过身写黑板的时候抓紧时间在下面赌上几把，战绩好的时候一堂课下来，同桌和前后桌三四个人的蚕豆都归到了一个人的书包里。我们玩这套把戏竟然从没被老师发现过，老师停下讲课用炯炯的目光盯着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吃吃吃地笑得实在是太大声太忘我了。
农场分校空阔、宁静，记忆中总是阳光普照。我们摘桑葚儿、挖萝卜、捉蝌蚪，玩一些在城里玩不到的东西，真是开心！中午吃过午饭，不管有多少作业压在头上，我们都要先玩一会儿，雷打不动。我们喜欢在田里、树林里和小河边疯跑，玩一些即兴的游戏。男生比我们更野，他们脱光了衣服踩着水游到河对面去，偷偷地吸烟，摘农民的瓜果，有时候还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到上课前他们又踩着水游回来，穿上衣服，一本正经地坐在课堂里，啥事没有一样。他们的这些“劣迹”老师竟然一点也不知道。
在教室里同样也有精彩的节目。只要有人躺在桌椅上午睡，别的同学就立刻行动起来，捧着草帽（代表花圈），手举扫帚（代表花束），哼唱着哀乐，在座位之间的空当里步履沉重地缓缓绕行。同学轮流模仿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哀悼重要人物逝世的语调，沉痛地朗诵着随口杜撰的悼词，让所有的人——包括“死者”——一次一次地笑得喘不上气儿来。这成了我们的一个传统保留节目，有固定的仪式和程序，夸张而诙谐，让人乐不可支。后来冯小刚等人拍了一部电影《大腕》，和我们当年一样发掘了葬礼的幽默效应，只不过他们以此赚了钱，我们不过是一笑而过。论说起来他们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