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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在身上，举手投足不如从前敏捷，眼镜片后面的目光也是涣散和柔和的，脸上一团和气。
她和我们谈得十分投契，说的都是些非常亲近非常体己的家常话。我妈照例要感谢她多年前对我的教育之恩，她听了居然非常欢喜的样子，口中客气着，又反过来把我夸奖了一番。看来老师是完全不记得当年的那一节了。想想也是啊，在我之后她带过一茬又一茬的学生，她尚能记得我是谁就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可她不知道当年她滔滔的一席话就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让我觉得眼前的世界一片黑暗。当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坐在那个教室里，我甚至希望自己根本就不存在。
我没有老师那样健忘，我站在她对面，看着她嘴唇张合说着奉承好听的话，就像注射了麻药一样心里越来越麻木。不过我倒也并不恨她，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其实她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她之所以那样做，是由她的认识水准决定的，也是那个时代一个革命群众基本的革命立场。那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没想到仅仅几年一过她就变得如此臃肿和懈怠，和大街上挎着菜篮子迈着鸭步的庸俗妇女别无二致，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书卷气，更谈不上师道尊严。而她在批评我的时候，声色俱厉之下是有一股子锐气和威风的。那时的老师年轻气盛，正处盛期。可惜转眼就消逝了，就像过季的草木一样叶落枝败。她真太让我失望了。
外婆陪我住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家里就是妈妈和我们姐弟二人。我很快就适应了和妈妈一起生活，帮她做她让我做的一切事情，扫地、洗碗、择菜、拿牛奶、买东西，并且从心里面感到乐意，每一样都做得尽心尽力。血缘的可怕力量发生着强有力的作用，我心甘情愿地就回归了，甚至很少想到之前一起生活了八九年的我的外婆和外公。我的弟弟在我眼里是世界上最讨人喜爱的孩子，他长着苹果一样的脸蛋，安静听话，从来不像别的男孩那样在外头打架闯祸。除了星期六，每天晚饭之后妈妈都要到学校去参加政治学习，我和弟弟就早早地睡下，好让她锁上门放心地走。我们睡在妈妈的大床上，头靠着头，我给弟弟讲故事，然后我们一起进入梦乡。我妈深夜归来看到的是一双酣然入眠的小儿女，乖得叫人心疼。这多让她安慰啊！
不知是谁提醒我妈要注意和我培养感情，她便非常认真地把这当成了一件事情。星期五下午我只有一节课，放学后妈妈让我到仅有一墙之隔的县中去找她。我一到她办公室她马上就会放下批改的作业本领着我上街，一般是逛逛全城唯一的百货店，再逛逛食品店。每次毫不例外妈妈都会给我买一些东西吃。吃得最多的是麻团、烧麦、糍饭糕、凉粉、小笼包子、馄饨，天热的时候肯定少不了棒冰、雪糕和酸梅汤，一次花掉她一两毛或者两三毛钱。妈妈请我吃东西一向非常爽快，不用我开口，她就会问我这个你吃不吃，那个你吃不吃，街上凡看得上眼的东西她都会问到。那时候家里很少有零食吃，我也没什么零花钱，见到什么都馋得很。但因为妈妈什么都愿意买给我吃，我反而变得从容而矜持了。我很喜欢看妈妈付钱的样子，她从一只镶着珠子的半圆形钱包里拿出票子，很大方，满不在乎，从来不跟别人讨价还价——实际上花得还是很有数的，绝对不会花到囊空如洗。后来我读武侠书，读到里面侠义之士千金沽酒、宝剑赠友的情景便心中十分喜欢，觉得特别带劲。
那时候我手里还没有拿到过什么钱，但我已经形成了对金钱的态度。我想假如我有钱，我是一定要挥金如土的。吃过东西我心里很充实，有一种温暖的满足感，对妈妈也更加信赖和依恋。以前我们之间因为时间和空间造成的距离很快就缩短了，何况我本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外人。
我们母子三个人很快就融为一体了，每天的生活平静而规律，有一套适合我们的作息时间。早晨闹钟一响准时起床，晚上到点上床睡觉，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有条不紊，忙而不乱。那一段爸爸那边也相对平静，胃出血已经痊愈，对他的逼供也不像原先那般厉害了，没听说他怎么挨打，也没有其他令人忧虑的消息。相反却有不错的消息传来：快过年了，春节期间对“五一六”将“区别对待”：态度好的可以回家过年，态度一般的不能回家，但家里可以送饭，态度坏的就没有上述待遇了。
我们和妈妈一样喜忧参半，喜的是我们一家人可能马上就能团聚了，忧的是爸爸假如被归为“态度坏”的那一部分，他还是不能回来和我们团聚。而且他也是极有可能被归为那一部分的。姑妈也从别处听到了这个消息，她星夜赶到我家里，把她听到的各种小道消息告诉我妈。姑嫂两个坐在灯下把时局和我爸的问题分析来分析去，一说就是半夜，盼望着他能够平安回到家里。
果然爸爸被归为最后一类。眼看许多被关的人都回到了家里，就是不见爸爸回来。妈妈心中十分着急，脸上终日不见笑容。她催我和弟弟出去玩玩，意思是让我们出去听听情况。但是因为放寒假了，校园里空空荡荡的，连一个认识的人都见不到，我们自然也探听不到任何消息。到我们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什么希望的时候，爸爸却被放回来了，对我们来说真是喜从天降。爸爸是大年三十的后半夜回家的，妈妈一个人去接的他。临走前她匆匆忙忙地催我和弟弟赶快睡觉，所以爸爸到家的详情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和弟弟醒来，爸爸已经在家里了。
爸爸只被准许在家里呆三天。那三天正赶上过年，我们一家也的确过得就像真正的过年一样。因为太幸福太快乐了，反而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妈妈一大清早就去买了许多菜回来，她在厨房里剁肉馅做肉圆，家里弥漫着葱和生姜的香味。爸爸也跟着她一起忙。还记得妈妈把一包干净的衣服和毛巾卷在一起叫爸爸领着弟弟去公共浴池洗澡，他们回来时一进门我妈就问我爸：“有虱子吗？”
到第三天的傍晚，有两个男人上门来把爸爸带走了。走的时候他穿了一身干净的涤卡中山装，披一件深灰色大氅，应该是里里外外的衣服都很干净。他神色平静恬淡，就像是去上班一样。妈妈也没有哭，肯定是爸爸已经事先做好了工作。他叫我和弟弟乖乖的，此外没有一句多话。遇事镇定，凡事不渲染，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春节过后大约一两个月吧，爸爸就彻底被放回来了，别的“五一六”也都放了，慢慢地也不再提他们是“反革命”了，到后来有一天他们全部平反了——我从报纸上看到，所谓“五一六”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在当时大概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都知道“平反”是什么意思，在70年代直到80年代以后的好几年，“平反”成了贯穿中国人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一件重要的事情，从普通百姓到中央领导，一个人不是因为这就可能因为那而被平反，即使没轮到自己，家人或者亲朋好友之中也不乏被平反之人。当然“平反”是针对蒙冤而言的，因此欢喜之外也一定都有一番痛苦和苦涩。
爸爸尽管放了出来，平反前却还是没有资格重返讲台。他原来一直教高中语文，语文被认为是一门和意识形态关系密切的课程，因此自然也就成了敏感的课程。校方担心他到了讲台上有可能会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把学生们的思想带坏，所以未雨绸缪，让他靠边歇着。
那一阵子爸爸赋闲在家，整天懒洋洋的，没事就在床上歪着，手里捧本书，或者连书也不拿，偶尔高兴了和弟弟一起在厅里青砖地上打打玻璃球。他在关押期间挨了不少的打，身体很不好，时不常地牙疼和胃疼，一疼起来就得躺下，也没法吃东西，每次犹如大病一场。他一趟一趟地跑医院，也试过一些民间的偏方。我记得有人推荐了一个方子，那种草药长在小河塘里，有水生植物纤维很粗的茎，叶子长得像芹菜，但比芹菜要大。据说用这种草药捣碎后敷在牙床上能治牙疼。
我对中医中药和民间偏方一贯十分相信，但是爸爸正好相反，还会搬出鲁迅先生的观点加以佐证，嘴里讽刺道：“医者，意也。先买药，再寻药引。生姜两片，竹叶十片去尖，一到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一对要原配的。”爸爸相信西医，不肯试那种草药，妈妈和姑妈则竭力地好言相劝。偏方究竟有没有作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后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只要从河边走过，就会下意识地寻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