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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什么什么协会来，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毕竟我不用因为和某些作对而老去班主任办公室“做客”，那里毕竟不是一个什么好地方。
1997年我们兄弟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新年，这一年的好事很多，首先香港回归了，我们都是爱国的孩子，自然会为之感到高兴。其次在这一年，我们大家的成绩都有了不小的进步——虽然这其中有不少人是靠考试的时候打小抄得来的，有的人还在比赛当中或了奖。周围的兄弟又多了不少，到处都有和我们义气相同的人。虽然在一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或多或少都感觉到有些不爽，但是当这一切都习惯以后，大家都觉得，这种日子其实也不错。有位达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生活就像强奸，如果反抗不了就要学会享受。当时我们都已经学会了享受，甚至是逆来顺受。
不过这世界上并没有永远的美好，就在我们以为我们的未来会天天向上越来越好的时候，一九九八年到来了。虽然我们之前的期望很高，但事实上一九九八年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为不爽的一年。虽然有世界杯助兴，但那一年的洪水还是搞得国人焦头烂额。在那一年，我们兄弟遇到了我们有史以来见到的最为操蛋的一个老师严文军，严老师。当然，严文军这个名字是官方称呼，在私底下，我们班，乃至我们学校凡是认识他的学生都管他叫“萝卜头子”。这个外号几乎让大家忘了他的真名，甚至还出现过这样的笑话，一个傻逼上厕所不小心把严文军给撞了个跟头，这脑袋吓的连忙上前扶起严文军，然后诚惶诚恐的问道：“萝，萝，萝老师，你没事吧！”当时严文军还纳闷了一阵，“我什么时候改姓萝了呢？”不过当他知道自己的外号的时候，自然是暴跳如雷，找了个茬把那个倒霉蛋狠狠的修理了一顿。“萝卜头子”这个外号还造成了一个很坏的影响，那就是大伙在看“红岩”或是看《烈火中生》之类的影片的时候，对其中那位小烈士“小萝卜头”都丧失了应有的尊敬，而是换成了‘嘿嘿‘的坏笑。显然对烈士是很不尊重。
当年在三中三年二班，也就是王鹤同学所在的班级，学生中无论性别是男是女，成绩是好是坏，都一致认为萝卜头子很招人讨厌，是一个非常可恶的家伙。关于他的罪状，全班每个人都能举出好几条。他当班主任的一年里，使我度过的有史以来最难过的一年。包括我在内，我们兄弟不少人都被他整得很惨，人人都恨他恨的牙根半尺长。要不是众人觉得为这个杂碎滩上人命官司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不值过，我敢断言，这孙子在我们毕业后肯定吃不到第二年春节的饺子…因为它已经被我们剁碎包成饺子了。初三毕业领到毕业证以后，我和班上的几个兄弟曾密谋要群殴他一顿，可惜我们晚了一步，得我们抄着杠子去校门口堵他的时候，发现他正被另外一帮人围在当中圈踢。可以肯定，这帮人肯定是我们班上那个家伙叫来的打手，最后的结果是严文军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当时我们还没有学到鲁迅的那篇《论费扼泼赖当缓行》，见严文军被打得脸肿得像猪头，连牙都掉了好几颗，以至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再棒打落水狗。我一生干过的后悔事不多，但这件是绝对算得上是一件。
萝卜头子被圈踢的那天正赶上他从市里领奖回来，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到了他，就是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家伙，居然还能当上“全市十大杰出青年”，还在领奖台上讲着冠冕堂皇的话，看着就让人恶心。我认为，以他的光荣事迹，要是当选全市十大杰出打手或是全市十大杰出流氓的话倒还当之无愧。可惜，没有这个奖项。
那一年我从镇中转到了三中，至于为什么转学，我估计这大概和我在初二期末一时心血来潮，考了个全校第十三名有关。其实也不算我心血来潮，只不过是我在考试时一时良心发现，觉得自己的英语老是考三十几分四十几分太对不起祖国和人民多年来对我的培养，于是我决定还是抄一抄的好，正好我旁边那位是王岩这小子，挨着全市英语竞赛冠军，不抄白不抄。结果，我一下由全班第十七名抄成了全校第十三名，这个成绩一下把所有人都给镇了，尤其是我爸，他老人家看我以我成天吊儿郎当的不学习，居然也能考到全校第十三名，认为我大有潜力可挖，呆在镇中那穷山恶水的倒霉学校，似乎有点屈才。我家人早就对我被分到镇中不满，正巧我爸一战友刚刚调任到市教育局任职，于是，在给我家人看到期末成绩的一周后，我就被我家人转到了三中。开学时我道班级向众人告别，当时，我的班主任意味深长的对我说“好好学习吧，争取考上清华北大。”我说行。在当时对我来说，这不是不可能，但人算不如天算，四年后我参加高考时却连清华的边都没捞着，这一点我很让他失望。估计现在他正在那我当反面教材来教育学生用呢。说实话我当时很舍不得这个班级，虽然在此之前我总是嫌教室里乌烟瘴气，觉得这个班里的人胸无大志粗俗不堪。但直到离开的时候，我才发觉他们才是我最真心的朋友。还有我的班主任刘老师，虽然这位刘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总爱把长满黑毛的腿踩在讲桌上，而且还爱在课堂上抽烟，但他却是我上学以来遇到的最对我口味的老师，至少他身上有着几分知识分子少有的豪爽，是个纯爷们。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我不知怎么就被分到了王鹤所在的二班，我的到来让二班几乎一半的男生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用大师的话来说就是，“这下三中该成猴子窝了。”因为我外号就叫“魏大猴”，对于三中的老师尤其是严文军同志来说，我的到来是他们灾难的开始，距小道消息说，在我毕业以后严文军曾声称：他宁可教一辈子猴子也不愿遇到我这样的学生。那天我和严文军都是第一天上任，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因此第一天过得还算愉快，没有发生什么纠纷。当时众人看到我和严文军之间的亲密，都以为我和他是什么亲戚。‘是有亲戚”我说“五十万年前，我祖宗和他祖宗在周口店龙骨山拜的把子”
第一天就这样太太平平的度过了，一点事都没发生。转到三班那天王鹤等人为我举行了一个可以说是盛大的欢迎仪式，会上众人一一和我握手，欢迎我参加革命，那情形就如同井冈山会师。王鹤同志很是感动，千言万语只汇成了一句话：“这下三中该天下大乱了！”
对此我深有同感。
不久以后，甲鱼所在的五班被拆散，甲鱼也被调到了我们班，在此之前，我们曾无数次设想，要是我们这一票人都凑在一个班里会是什么效果。初步估计三中的豆腐渣教学楼市肯定是禁不住我们折腾的，我们的预言相当正确，在甲鱼分到我们班三天后，三中教学楼楼体突然出现数道大裂缝，掉下来好几块砖头，而且还砸到了一个倒霉蛋的脑袋。后来虽然用钢筋水泥加固了数次，但还是被评为危楼。这是在全凌源都引起了轰动，不少家长都到学校前来交涉。而校领导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把办公室搬到外面的平房里去，虽然平房之中阴暗潮湿，但却没有生命危险，不用担心外一楼要是倒掉会把自己给活埋，在连成龟吸大法之前，还是安全第一。为官者就要学会知进退，有道是“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意外发生之后保留下革命的火种，以图东山再起，学生死了可以让家长在生，老师死了可以到师范学校在招，但要是领导死了，那损失可就是无法挽回的了，虽然在对越反击战之后，中国的领导们在人力无法抗拒的事件中的死亡率一直都很低，这一点从新疆克拉玛依大火中就能看得出来。领导们都很清楚“领导”这俩字的含义，领导者，不是说有一群人需要领导而让你去当领导，而是因为你是领导所以就给你一群人让你领导。事实就是这样，虽然总是与理论相反。那几天里，我们在学校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头上的天花板会掉下来把我拍成煎饼，我甚至有点怀念原来的镇中，至少在那里上课没有生命危险。所谓“生亦何欢，死亦何苦”都是没事的时侯说着玩的，要不就是只存在于《大话西游》之类的喜剧片里，真到要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时候，没几个人会把这句话当真的。那几天每次上学前我都要抬头看一看太阳，生怕晚上就见不到了。那日子，真的很可怕。应该说，我们能活着升入高中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虽然我没考上重点，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