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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秋天的一天，看守向我出示了一封信，那肯定是从我们办公室里拿来的。他问这信是否我写的。我看到上面有我的名字，就答道：〃是的。〃〃这证明你有不法活动，或许也有可能只是政治上的错误。〃他说。
我吃了一惊。〃让我再看看这封信行吗？〃我要求着。
他递给我那封信。我发现它写于一九五七年我丈夫刚病逝以后。那时我必得去亚细亚管理一些事。因为中国银行一定要在他们银行留有印签的公司负责人的盖章才能支付现金。我对当时情况记得十分清楚：那天清早我就接到亚细亚公司总经理的电话，他告诉我，已派了一位新的总经理来继任我已故丈夫的职位。但目前他来不了，要到次年三月份才能成行上任。他说：〃伦敦方面要知道，你是否愿意代理一下？〃我回笞他可以的，但我首先要请示上海市府工商联。然后他要我列举一些新任总经理及其夫人来沪时应带的生活用品，特别指出是否需要带面粉，因为他们知道中国是吃米饭的。
因当时我的秘书是个英国妇女，我以为她是最了解什么是最必需的，因此我就请她代开一张所需物品的名目，然后写封一信给他，由我签了名。出于对自己同胞的热心，她开了长长一列的单子，其中包括纽扣和清洁剂。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这封信对我无妨。
〃我在此信中看不出有什么政治问题。〃我说。
〃没有政治问题？你泄露了上海粮食供应的情况。〃〃是吗？让我再看看。〃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是被授意要找个借口，以证明我的入狱是事出有因，免得在释放我时还要注明我是无罪释放。我知道有些共产党员是不喜欢承认错误的。
他又把那信递给我：〃再读一下有关粮食分配的那段。〃我读着；〃上海市政府每月配给市民粮食定量二十斤，可自由选购白米或面粉，因此是绰绰有余了。〃我问审问员：〃错在哪？〃〃那是泄露了有关粮食分配的情报。〃他说。
〃粮食分配给上海各个市民，其中也包括住在上海的欧洲人，这并不是秘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怎能说是泄密呢？〃〃你这信是寄往外国的。〃他说。
〃你的意思是，住在上海的欧洲人将来回国后，不会告诉他自己国家的人有关这一情况。还有，那些回国探亲的华侨呢？难道他们不会知道，自己的家属每月分到多少粮食？难道一离开上海，他们就会把这事忘记了？〃〃那是他们的事。但这封信是你的责任。你承认这封信是你写的吗？〃〃事实上这封信不是我写的，但我承担全部责任，因为我在上面签了字。而且是我任公司负责人时发此信的。但我与你们有分歧的是，说明每人每月定量为二十斤白米或面粉之事，不能算泄嚣情报。〃〃泄露粮食分配的情报是违法的。但基于你对管理条例尚不了解，因此仅作为一般政治错误。〃他说。
〃没这道理。这事我没做错，不管是政治上或其他方面。假如你们有管理条文的话，请你们摊出来让我看。〃我火了。但他只是不睬我，擅自停止了审讯。
待冬天来临时，犯人们恢复了一天三餐饭，中午我能吃到鱼和肉，但我的健康仍每况愈下，以致营养的增加对此也无济于事。我又是一次大出血。待血止后，那女军人穿上便服，陪我去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进行检查。可能事先已预约好，因此我们直接到妇产科，不经排队就进入门诊室。
令我吃惊不已的是，那位医生，是个刚过二十的女孩子，手臂上套着个红袖章。在简短马虎的检查中显得十分笨拙粗心，然后她告诉看守说我子官里生了癌。我不信，因为她一看就不属医术高超的医生，就像我过去领教过的看守所里那青年医生一样。但显然，那些看守和其他人都相信她。我的待遇改善了，有些看守甚或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来看我。直至我出去后，才了解到在我去中山医院检查之后，负责我案子的干部，就急着为我找住房。最后，他们决定分配我一套附有浴室的，带有两个房间的房子。因为发现我没有孩子，在病危时认为我需要一个住夜的护理，所以给了我两个房间。
一九七三年三月廿七日午饭后，当我在室内踱步时，一个看守打开小窗说：〃把东西整理好。〃〃所有的东西？〃我问她。
〃是的，所有的东西，别忘了什么。〃不久，牢门开了，两个青年女劳改犯走进来，她们把我的东西都带走了，一个看守在走廊上对我说：〃出来！〃我四下打量了一下这间囚室，这曾是我整整度过六年半的〃家〃。在我的脸盆和毛巾拿走后，这里看来又有点异样了。我的目光落在贴在床边墙上的手纸。我思忖着要不要把这些手纸撕掉，这样能使我不在这里留下有关我自己本人的一切痕迹。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让它留着，留给下一个将占用她的不幸的女人。当我站在囚室里最后一次向四下恋恋不舍地环顾着时，我只觉得那冰冷的金属手铐，又扣在手腕上，我清晰地又重复感觉到，在我以坚强的意志不屈抗争时，落在我肉体和精神上的种种痛苦与磨难，'及无所不在的上帝，在极左路线横行霸道之时，所赐给我的宝贵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跟我出来！还呆在里面做什么？难道你还没呆够？〃看守在外边催叫着。
我跟着她走到前面院子的一个房里。一九六六年我进这儿，就是在那间房里登记的。里边没有人，我就在椅子上坐下。
那个医生跟着着走进房间，站在写字台边，很随便地半倚着书桌说：〃我要告诉你一下应服的药品，这样离开这里后，你就可以跟医生说了。〃他告诉了我几种药名。
〃很感谢你。〃我说，〃好。你即将释放了，高兴吗？〃那医生问我。
〃那是一段好长好长的时光！把一个无辜的人关禁六年半，真是个好长的时光。〃我说。
他像被火烫了一下似地哆嗦了一下，然后又做出似什么都投听见的样子接着说：〃在你离开以前，我要向你提出一些警告。这对你自己有好处。你在这里的这些年来，表现得一直不怎么样。事实上，这些年来，在我们看守所里没有一个犯人像你那样顽固和好斗。离开这里以后，你必须控制自己，不要惹怒了群众。现在的上海，与文革前已大不相同了。你对无产阶级要表示尊敬，否则要吃苦头的。你有病，你总不再想又回来吧？〃我什么也没说，他呆了一回就走了。显然他是奉命来与我谈话的。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事实上，我也没留神听他所讲的。我满脑子都是女儿怎么了？还活着吗？
两个看守彻底检查了我的那包衣服。他们结束后，我被带到一个审问室。在那里已不必再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和读语录了。审问员只是指了指那张犯人座，我坐了下来。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坐在审问员边上。那人说：〃你今天可以出去了，我们认为可以放你出去。现在，把政府对你的案子所作的结论读给你听一下。听了以后如果有意见的话，可以提出来。〃说着他从一个公文夹中取出两张文件，然后对我说：〃站起来，听着。
我站了起来。
他宣读了我名字后，然后就是有关我的个人情况，如年龄、出生地，又接下去读：〃上述人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七日被带往第一看守所，其原因为：一，于一九五七年十月去信英国泄露了上海粮食分配情况。二，为叛徒刘少奇翻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情节严重，需要判刑。但基于她政治上落后、愚昧无知，因此我们决定还是给予她机会来认识错误。在第一看守所经过六年半教育后，我们觉得她在思想上还是有一定的进步，也有悔改的表现。因此决定对她从宽处理，不再追究，准予释放。〃读完后，他抬头看看我。
我气得脸色发青，气都喘不过来，我蔑视他们！这些恬不知耻之徒。不过我心里也明白，真正的罪犯并不是这个人，而只是邪恶的极左分子！我对自己说，不论将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与他们抗争到底，我狠狠地盯了那人一眼，就坐了下来。
〃你还有什么要说吗？要向政府感恩。现在你自由了，应该觉得高兴。〃那人说。
我竭力控制着内心的愤怒，以致全身抑制不住地直哆嗦。我说；〃我不能接受你们的结论。我不走了，直到你们给我一个满意的结论。一个正确的结论必定首先申明我是无罪的，也无政治错误，要对我的错捕表示道歉平反。另外，还要在上海北京主要报刊上登报声明表示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