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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来说不太活跃——这是因为感觉到自己和某种更强大的事物连为了一体。这些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神经神学，旨在探寻大脑和精神感受之间的关系。正如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Caltech）的精神学学家史蒂文·库沃茨（Steven Quartz）所说：“对我们生物学结构的种种研究越来越清晰地表明，我们是社会的产物，渴求认同感和存在的目的。”
我们至少应该认真对待精神性这个问题，因为它能改善我们的生活——尤其在我们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以及过度满足）的时候就显得更加有价值。例如，现代生活中的一些疾病——压力、心脏病等等——能通过精神疗法减轻。
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倍受争议的领域。如果你想仅仅依靠精神性来战胜癌症或者让受伤的骨头修复，那结果将会是不堪设想的。但是，一种全面思维的方式——将左脑主导的理性和右脑主导的精神结合起来——会很有效。正如我在第三章提到过的，美国一半以上的医学院现在开设了精神与健康的课程。根据《新闻周刊》（Newsweek）的报道，“72％的美国人说他们喜欢和自己的医生谈论信仰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医生甚至开始对病人的精神状况进行记录的原因之一。这当然是一个微妙的话题。但是正如杜克大学教授哈罗德·科尼格（Harold Koenig）接受《宗教新闻服务》（Religion News Service）采访时说的，“我们现在和20年前的处境一样，那时医生要对病人的性生活做记录。” 科尼格估计，5％到10％的美国医生都对病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精神状况调查记录。像叙述医学，这种精神与健康疗法的兴起，在医学领域是一种大规模的趋势，它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种特殊疾病的载体。
另一个开始重视精神力量的领域是商业。如果概念时代到处充斥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那么对精神的追求就会更加有意义，很多人将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满足精神需求。
五年前，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马歇尔商学院（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教授伊恩·米特罗夫（Ian Mitroff）和咨询顾问伊丽莎白·登顿（Elizabeth Denton）发表了一篇报道，名为《美国公司的精神审查》（A Spiritual Audit of Corporate America）。该报告采访了将近100位公司主管关于精神力量对工作的影响后，得出了一些令人惊奇的结论。大多数主管对精神性的定义差不多——并不是指宗教，而是作为“寻找生命目的和意义的基本欲望”。而且很多主管十分担心工作中体现的的语言可能会冒犯宗教信仰多样化的员工，因此他们尽量避免和员工谈论这样的话题。米特罗夫和登顿同时发现，雇员们其实很渴望将他们的精神价值（体现整个人的价值而不是自身的某种功能）融入到工作中，但是往往不能达成所愿。读了这份报告，你几乎能看到一股对精神力量渴求的洪流在公司总部外边就被阻挡住了。于是有人抱怨：如果这股精神的洪流早被释放的话，公司将会发展得更好。米特罗夫和登顿也发现，重视精神力量并将其和公司目标结合起来的公司业绩胜过那些不注重精神力量的公司。换句话说，将精神力量运用于工作场所并不会使公司脱离自己的目标，而会更有利于公司实现自己的目标。
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了这点，我们也能看到，人们越来越重视工作中的精神需求——个人从工作中获得的精神满足同他获得的薪水一样重要。根据最近一项美国的调查，超过五分之三的成人认为，精神上获得更多满足能改善他们的职业生涯。同样地，英国智囊机构罗菲帕克（Roffey Park）的年度管理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更加有意义。在过去几年里，许多组织相继成立，例如工作情绪协会（Association for Spirit at Work），许多重大事件也接踵发生，例如商业精神会议（Spirit in Business Conference）的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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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章 探寻意义（3）
第九章 探寻意义（3）
我们也看到，在商业风险投资领域，精神的力量帮助那些追寻意义的人实现他们的理想，变得更加出类拔萃。回顾一下第二章提到的蜡烛行业，或者想想瑜珈馆的兴起，新教会的书店，以及环保车丰田普锐斯（Toyota Prius）和美体小铺（Body Shop）的化妆品。博学多才的福布斯杂志（Forbes）出版人里奇·卡尔高（Rich Karlgaard）说，这是下一个商业周期。第一个商业周期是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质量革命，然后发生的就是卡尔高称之的“廉价革命”，它极大地降低了商品的成本，使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拥有手机和使用互联网。“
那么，下一个商业周期是什么呢？” 卡尔高提出疑问并解释，“意义，目的，更深的生活体验。你可以用任何你喜欢的词汇来形容，但是它们都说明了对这些生活质量的消费欲望正在上涨。记住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维克多·弗兰克对人生意义的追寻。”
认真对待幸福
“幸福，”维克多·弗兰克写道，“不能被追随；而必须被追求。”但是我们从何来追求幸福呢？自从人类懂得思考以来，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们。现在，心理学领域开始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答案了——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教授马丁·赛里格曼（Martin E．P．Seligman）博士，他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运动的始作俑者。
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学院派心理学关注了很多事物，但是并不包括幸福感。心理学研究疾病、骚乱和机能障碍，却几乎忽视了什么才能让人们感到满足和有成就感。自从1998年赛里格曼接管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以来，他就开始慢慢在新的领域进行研究。赛里格曼和当时许多科学家一样，将注意力逐渐转向研究人类的满足感和康乐福利，开始揭开让人们感到快乐的秘密——并且鼓励其他人认真看待幸福感。
根据赛里格曼的理念，幸福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一部分源于生物学。我们从一出生，就有相对固定和自然的安康感在我们的基因上留下了烙印。有些人一事无成，而有的人成就斐然。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知道如何才能到达个人发展空间的上层部分——在这里我们能找到自己的幸福。赛里格曼认为，在所有能激发我们幸福感的事情当中，首当其冲的有：令人满意的工作，避免消极情绪和负面事件的产生，结婚以及拥有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同样重要的还有感激之情、仁慈之心和乐观主义精神。研究表明，和幸福感没有多大关系的因素是挣更多的钱、接受很多教育或者居住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
把这些因素一一列出来，能帮助我们创造赛里格曼所谓的“愉快的生活”（Pleasant Life）——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保持积极的生活心态。但是，愉悦的生活仅仅只是通往享乐主义的一个阶梯。更高的生活水平应该是赛里格曼所谓的“有益的生活”——利用自己的“独特优势”在你生活的主要领域获得满足感。它能让你的工作从被斯塔茨·特克尔（Studs Terkel）描述的“周一到周五如同行尸走肉”转变为一种召唤。“一种召唤是我们工作最令人满意的形式，因为我们是为了满足自身精神需要来完成工作，而不是为了它带来的物质利益，” 赛里格曼说，“我预计，享受工作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将会超过它带来的物质回报，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原因和动力。”有益的生活也对商业有好处。“幸福感的增加能提高生产率，带来更多的收入。” 赛里格曼写道。甚至还有一些新兴的管理学院正以积极心理学为原则创建。
但是，有益的生活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有第三种形式的幸福感，是人们无法逃避的，那就是对意义的探寻……知道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并且运用它们为比你更强大的某事物服务，” 赛里格曼说。通过这种方式超越自我的做法，和那些虔诚的修女与修道士没有多大差别。社会的繁盛与物资的充足让更多人投入到对意义的追寻中来，伴随着越来越多人乐于这么做，探寻意义将会成为我们生活和个人意识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