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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建立一个国家控股公司——委内瑞拉石油公司（PDVSA），发挥财政，规划和协调的中心作用，也充当政客和石油业人士之间的缓冲。在国有化之前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批业务公司，后来合并为四个，然后为三个公司。每一个都是完全一体化的综合性的石油公司，一直经营到它自己的加油站。这种类似的竟争，人们希望，会确保效率并且防止另一个臃肿的官僚的国家公司的发展。这种结构也会有助于保持公司各个方面的文化修养、传统和效率以及改善经营的集体精神。1976年的第一天，国有化生效了。佩雷斯总统称之谓”一个信仰的行动“。这个国家的国有化新石油公司很快注定要凭自身的能力成为世界新石油工业中的一支重大力量。
沙特阿拉伯：交出的特许权
剩下的就是所有特许权中最大的特许权——在沙特阿拉伯的阿美石油公司的特许权。经过三十年代惨淡经营的岁月，一贫如洗的伊本。沙特国王更希望的是发现水而不是石油的年代，阿美石油公司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企业。1974年6 月，沙特阿拉伯根据亚马尼的参与原则办事，取走了阿美石油公司的60％的股份。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年终，沙特人对合伙组成阿美石油公司的几家美国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和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说，60％硬是不够的，它要100 ％。在石油国有化的新时代，少于此数的任何方案是一种屈辱。石油公司采取坚决不让步的态度。他们的头号信条毕竟是“决不放弃特许开采权”。那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即使这条规则经受不住七十年代中期的政治压力，石油公司至少也要想方设法尽力作最好交易。沙特人方面也同样态度坚决，非要得到他们想要的条件并在必要时施加经济压力。到时候，还是石油公司被说服，它们在原则上同意沙特阿拉伯的要求。
可是，由于双方在重大的业务和财政问题上反复争论，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把原则付诸实践。这一谈判要决定占自由世界石油蕴藏量足足1 ／3 的归属，其艰巨和困难自不待言，谈判也是到处流浪的。1975年整整一个月，阿美石油公司的合伙公司的代表和亚马尼在贝鲁特上面的一个小山城贝蒂梅里安营扎寨。每天早晨石油企业家就会从他们的旅馆走过一条小街来到亚马尼权作住宅的一个古老寺院。他们在那里辩论如何估价一种非同寻常的资源以及如何保持取得这种资源的途径。接着他们听到风声说，一个恐怖主义集团可能策划对他们进行袭击和绑架，突然间这条小街看起来显得不是古雅而是危险的了。他们立即撤离，于是谈判者就无精打采地跟着亚马尼作他的全球旅行。
最后，在1976年春天的一个深夜，他们在利雅得亚马尼下榻的雅马马饭店套房中达成了协议。四十三年前在利雅得，在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勉强同意为取得在荒无人烟的沙漠进行盲目开掘油井的权利，预付十七万五干美元以后，伊本。沙特下令，让人在原特许权的文件上签字。到1976年，这个沙漠已探明的蕴藏量估计为一千四百九十亿桶——占自由世界总的蕴藏量的1 ／4 以上。而现在特许权就一举废除。“这真正是这个世纪的末日，”那天晚上在雅马马饭店现场的一个美国人说。
但是这个协议决不是规定脱离联系。双方彼此都还有许多需要，还是原先把阿美石油公司的伙伴们拴在一起的那个老问题：沙特阿拉怕拥有的石油足以供几代人的需要，而这四家石油公司拥有必需的巨大销售系统来把大量石油运销出去。因此根据新的安排，沙特阿拉伯将接管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国家的全部资产的所有权和权利。阿美石油公司可以继续担任经营者并向沙特阿拉伯提供服务。对此，它将获得二十一美分一桶的代价。反过来它将销售沙特阿拉伯80％的产量。1980年沙特阿拉伯根据帐面的净值，对阿美石油公司在这个王国的所有财产支付赔偿金。这样一来，这个大特许开采权的全盛时期终于成为历史。石油生产国达到了它们的宏伟目标；它们控制了自己的石油。这些单一民族的独立国家就成为石油的同义词。
关于沙特阿拉伯和阿美石油公司的四家合伙公司之间的协议，有一件怪事。沙特人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它一直到1990年，达成协议十四年以后才签字。“这是很实际的，”公司的一个谈判人说。“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完全的控制——但他们不想要拆散阿美石油公司。”结果十四年中生产和销售了大约三百三十亿桶石油，做了七千多亿美元的生意，而这一切用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董事的话说是在“过渡”的情况下进行的。
虽然起初石油公司通过供应合同，仍然同他们以前在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和科威特的特许开采权有联系，这种关系由于这些国家和政府的多元化政策，也由于市场上存在的机遇和可供选择的其他关系，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削弱了。此外，在“大特许权”终止的同时，各石油输出国和国际石油公司之间出现了新的关系。国际性的石油公司不再是对地下的石油拥有所有权的那种“特许权所有人”，而是成了只是“承包人”，持有生产分成合同，使它们对它们发现的石油中的一部分享有权利。这种新型关系是由印度尼西亚和加利福尼亚一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在六十年代后期创造的服务“凑巧是人们所熟知的勘探、生产和销售石油的服务。但是这种名词术语上的变化却反映了一种极其重要的政治变化：这个国家的主权由双方以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所能接受的方式予以承认。殖民历史的余辉被消除了；石油公司毕竟只是作为被雇佣者留在那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种生产分成合同在世界许多地方变得很普遍。
与此同时，不经过石油公司扮演中间人的传统角色，由输出国自己直接销售到市场上去的石油数量，引人注目地日益增加——从1973年占欧佩克总生产量的8 ％增加了四倍，达到1979年的42％。换句话说，石油生产国的国营公司的经营范围进入了石油生产的后续过程，进入他们国境以外的国际石油业。这样，在许多方面，全世界的石油工业在五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在欧佩克的统治下具有崭新的面目。甚至更加引人注目的变化还在前头。
32、调整
廉价石油的终止是否意味着碳氢人的道路的终止？石油为他的机器提供了动力，也为他提供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开始珍视的一切物质享受，今后他是否还买得起石油？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廉价和方便的石油为经济的增长输送了燃料，从而间接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宁。如今，昂贵和不牢靠的石油看起来将限制、阻止甚至消除经济增长。谁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但风险已经隐隐出现，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凄凄惨惨几十年的重大教训之一是经济增长对于民主体制的生存是何等重要。在此之前，石油输出国一直埋怨说，他们的主权由于石油正在受到损害。1973年以后，是工业国家发现他们的主权受到削弱并且遭到攻击，它们的安全受到威胁，而且他们的对外政策受到限制。权势在国际政治中的实质似乎由于其对石油的油滑反应而发生了变化。难怪七十年代的十年对碳氢人和整个工业世界来说是一个积怨、紧张、不安和毅然决然而又悲观的时代。
然而碳氢人不会那么轻易拱手交出他们战后的遗产，于是对新的现实进行大调整的进程这时就开始了。国际能源机构到头来不是一个法国人当初预料的对抗的机构，而是一个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协调的工具和使他们的能源政策并行不悻的办法。它制订出能源紧急分享计划的程序，也制订了政府控制的战略石油储备的目标，以备在一旦供应中断时可以调动来弥补短缺。国际能源机构也为估价各国的政策和研究常规的和新的能源提供讲坛。
西方世界在七十年代中期的中心目标归结起来就是基辛格所说的改变石油权势所渊源的市场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供需的平衡以及工业国家经济对石油的全面依赖。实际上所有的工业国家出于对价格和安全上的担心，都采取了对策，开始实施旨在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能源政策。为设法改变这种“客观条件”，各个消费大国都根据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