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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石油禁运更成为一次破坏性的打击。由强劲的经济增长树立起来的自信心被突然粉碎了，一下于重又出现了对经济脆弱性的担心。日本人问着自己，这是否意味着不论他们尽到怎样的努力，他们仍将回到贫穷的老日子去呢？石油禁运引起的担忧触发了一连串市场商品的恐慌，使人回忆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动摇过日本政府的激烈的“米荒暴乱”。出租汽车的司机举行了愤怒的示威游行，家庭主妇急忙抢购囤积生活洗涤剂和卫生纸，有些人甚至囤积了两年以上的需要量。卫生纸的价格涨到原价的四倍，就像石油价格一样，已不受政府的控制。因而，在日本，石油的短缺伴随着引起一场卫生纸的短缺。
在美国，石油供应的缺额打击了认为美国资源无限富饶的基本信念。这种坚定无疑的信念深深地生根于美国人的性格和经验感受之中；甚至直到1973年10月，有很大一部分公众还不知道美国在进口石油。但无情的是，几个月后，美国的驾车人看到汽油零售价已逐步上涨了40％，尽管他们对原因还是不懂。没有其他价格的变化能像汽油那样有着明显的、即时的和起着内在作用的影响。驾车人不仅要付更多的钱才能装满他的油箱，而且，他们经过加油站常常每天都要见到一次油价上涨。随着联邦能源局约翰。索希尔所称的“石油供应临时节减措施”公布施行，汽油短缺的现象变得更为强烈，出现了更为有名的“汽油排队”情况。
这些“汽油长队”成为石油禁运最明显的标志和美国人对石油禁运最直接的感受。就在石油禁运开始以前，由于市场的石油供应日益紧张，美国推行了一项石油分配制度，它的用意是要对全国的石油供应实行平均分配。但现在却一反原意被曲解为保证汽油不得从供应充分的地区转移到欠缺的地区去。由于传闻和谣言蜂起，美国人成了他们自己对商品恐慌的牺牲品，但他们不是为的日用洗涤剂或卫生纸，而是汽油本身。过去，汽车驾车人乐意在量油器指示油箱告尽时才去加油，但是现在忙着要“灌满”他们的油箱，哪怕只是买一美元，这样使得买汽油的长队越排越长。这是出于深谋远虑，谁也不想冒明天没有汽油的风险。在有些加油站，规定只在每周某日出售汽油，或者择日向汽车牌照号码末尾为单数或偶数的驾车人出售汽油。驾车人排队要等一或两个小时，引擎不能熄火，他们心中的火气也越来越大，有时他们烧去的汽油比可能买到的汽油还多。在全国许多地方，汽油站竖起了“对不起，今日无汽油”的告示牌，与往昔汽油剩余的年代常见的打折扣广告的“汽油战”告示牌相对照，真是恍如隔世。禁运和由此引起的石油短缺是今日与美国的过去突然的断裂，而这番经历将严重地损害到美国人对未来的信心。“把石油价格的上涨与牛肉价格的上涨相提并论”
理查德。尼克松想设法恢复那种信心。在＊月初一次讨论能源问题的内阁会议上，一位内阁成员建议关掉公共建筑物上的灯光。这位注重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总统指出：“可是你得要雇用更多的警察。”尼克松心里所想还有更为重要和深远的方面。1973年11月7 日，他向惊恐不安的国家发表有关能源问题的总统重要演说。他提出了一整套建议。市民们应调低他们的温度调节器和实行合伙用车。他将要求主管部门放宽环境标准的规定，暂停公用事业由燃煤转向燃油，并成立能源勘探和发展局。他要求进行一项巨大的全国性计划——能源自立计划。他说，“让我们以阿波罗精神和曼哈顿计划的决心把它确定为我们国家的目标，到七十年代终了时，我们的能力将发展到足以满足我们自己的能源需要，而不需依赖任何外国的能源供应。”但是，要求如何实现他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尼克松表达得还很不充分。这一计划在技术上需要有很多新的发展，要有大量的钱，而且要在环境论的新路上作一个急遽的转向。他的僚属告诉他，到1980年做到能源自立的目标是不可能的，并建议他不要宣布这一目标，这样做是非常不明智的。但是，尼克松拒绝了僚属的意见。因为能源问题当前不仅是一场危机，而且是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
尼克松解除了原来总揽能源大权的约翰。洛夫的职务，他的任期在石油禁运前就已满期，代之以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尼克松向内阁宣布西蒙的新职务时，他将之与第三帝国的军火巨头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地位相比拟。尼克松解释说，假如不给予斯佩尔对德国政治机构的最后发言权，德国可能早就被打败了。这一比拟使西蒙感到有点狼狈，但是，尼克松还继续说，西蒙将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在破碎的、有争论的华盛顿，肯定不会有这种权威的。这位新的能源巨头发现自己被卷进了国会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没完没了的意见听取会，几乎不得停息。有一次，他接到国会通知，匆忙离开正在进行的会谈，赶去参加这样的意见听取会，并又很快赶回来以便结束和两位副州长的谈话。当他坐进汽车时，脑袋撞破了头皮。虽然西蒙的创口需要缝针，但委员会主席不愿推迟意见听取会。这样，这位能源巨头接受询问整整坐了五个小时，他头上的创口沁着鲜血。在汽油长蛇队存在的几个月里，情绪是那样的紧张，甚至西蒙的妻子也放弃使用任何记有他丈夫名字的赊账卡。
能源局抵制了不断要求实行汽油配给的呼声。最后，因鼓噪得越来越响，尼克松下令印制了配给券以备使用。他说，“这些配给券可能得暂时保藏起来。”尽管他的政府在继续制订政策和方案，但尼克松本人在对危机作出反应时需要深思熟虑。他的助手之一罗伊。阿什给他写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他要非常谨慎。阿什说，“我要极力劝告，在下个月或以后两个月，不能让基于目前石油的实际紧缺情况造成的压力受到赶时髦和时事刊物歇斯底里的严重干扰，导致产生不必要的、甚至结果相反的能源政策。我怀疑，在几个月以后，我们再来回顾能源危机，可能会有点像我们今日估量牛肉价格问题那样，是政府要不断考虑的一个日常问题，而不是一场总统的危机。”在这份备忘录上，尼克松写了两条批语：“完全正确，很有意义。”但是，对公众来说，在汽油价格上发生的问题远远超过牛肉的价格问题。作为美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看来将处于危险之中了。
这要责怪谁呢？许多人认为，石油工业界要对石油禁运、短缺和价格上涨负责。在石油公司本身以外，尼克松政府成了怨恨的另一个重要对象。在12月初，舆论分析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为提请总统注意，交给黑格将军一份备忘录。这是他应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的请求，针对公众刚出现的恐慌征兆而写的。扬克洛维奇说明，人们“愈来愈害怕国家的能源已经消耗殆尽。再加有许多情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公众的不稳定心态，这里混杂着误传的消息、不信任、混乱和害怕”。而那些结合在一起的情况包括水门事件，对石油工业界的不信任（认为它们在利用汽油短缺为借口，不正当地提高石油价格），对工商业的信心普遍下降，以及认为尼克松政府“太倾向于大企业的利益”。扬克洛维奇又说，水门事件“使公众对国家现状的情绪普遍低落”，作为一项直接的结果，公众对国家情况表示满意的民意调查，已从1973年5 月的62％直线跌落到1973年12月底的27％。
显然，对削弱了的政府来说，由于水门事件，它更有必要去做出一些具有积极作用的事来。但是，尼克松主宰的白宫为设法解决石油危机每迈出一步，丑闻就跟踪而来，不仅引使公众，而且引使政策制订者不断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国务院燃料能源局主任史蒂文。博斯沃斯回忆说，“由于水门事件，存在着普遍瘫痪的感觉。国会被水门事件迷住了，行政部门不能摆脱水门事件的困扰，而白宫则进行自卫。在部门之间，对任何问题都很难作出政治上的决策。除基辛格以外，华盛顿就不存在真正的决策机构。”
正如基辛格常说的，“水门事件就像一只九头蛇那样的妖怪。”看来，他是唯一能排除这只“妖怪”干扰的人。他努力坚持外交政策，包括涉及石油问题的外交政策，使之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但是国内的能源政策就没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