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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他回到华盛顿以后报告说：该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已经证实了的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约计两百五十亿桶，其中沙特阿拉伯约占20％——大概是五十亿桶。德戈利尔是一个保守的人，他代表美国政府估计时所应用的“已经证实”和“可能有的”贮藏量的标准，一如他在替一家银行估评其储备时所使用的保守标准。事实上，他觉得贮藏量还要多得多。确实，他在这次旅行后所作出的估计听起来像狂人咿语——他估计该地区贮藏量高达三干亿桶，沙特阿拉伯独占一千亿桶！他这个使团的一个成员对国务院官员说，“这个地区的石油是全部历史上最巨大的一笔天赐财富。”
比任何具体数字更为重要的是德戈利尔对这些石油的巨大贮藏量的重要性所作出的全面判断，他说：“世界石油生产的重心正在由墨西哥湾一加勒比海地区移往中东——波斯湾地区，而且很可能要继续转移，直至重心牢固地确立为止。”这个判断出自一个扎根于美国工业的人之口，它构成了为美国吟咏的悼词，哀悼美国在世界石油业中后退的地位——统治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须为盟国生产它们所使用的近90％的石油量，但是这个数字对美国作为世界供应者这个角色来说，已经达到饱和。美国作为一个石油输出者剩下的日子不多了，其地位即将消逝。不过，德戈利尔的话不仅仅是一篇悼文，而是在石油工业中的预测，涉及行将深刻地影响世界政治方向的一个惊人的重新定向。
“同盟国有钱”
英国政府早已积极地参与中东的政治和石油生产，美国却历来忽视这个地区。美国这种谨慎小心的对待反映出一个事实，即尽管话也说了，做也做了，但当时中东的石油生产在数量上还不算多。1940年，这个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和整个阿拉伯半岛在内）所生产的石油还不到全世界产量的5 ％，而美国的产量却占全世界的63％。
然而，即使如此，还是有些人能看出一重心“在转移。1941年春，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CASOC ）的副总经理詹姆斯。特里。杜斯曾经写信给德戈利尔说，他”正在越来越密切地观察波斯湾“，并说，”我们在该地区现有的油田同在美国所经历到的完全不同，甚至东得克萨斯的情况也不能与之相比。石油的贮藏量大得无可置信，我不得不常常用手背擦擦眼睛，像庄稼人那样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家伙。’“
但是那时候，轴心国在俄罗斯和北非采取攻势，中东处在危险之中。由此，正在日渐减少的美国人——驻在沙特阿拉伯的“一百人”——主要的工作并不是专心致力于开发，而是正相反：计划如果油井遭到轰炸，如何保护它们（方法是灌以水泥），以及万一有必要，到了“什么都不留给”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国军队的地步时，如何把它们毁掉。因为同样的缘故，在科威特和伊朗的油井都给堵上了，这一切都是会同英美军事当局协调执行的。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沙特阿拉伯和中东的方针将有所变更。变动的触发很像十年以前三十年代开始时的情况；那时去麦加朝圣再一次完全受阻，因为在沙特阿拉伯发生了新的金融危机。但这一次不是经济不景气，而是战争中断了朝圣者的人流。更糟的是又发生一次旱灾，农作物都欠收。传统的工业——制刀业和制革业——更是艰难困苦，生产不足以弥补损失。到了1941年，伊本。沙特再度面临一次真正的金融危机。国王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正如他于1942年向一个美国人解释的那样，“阿拉伯人有宗教，但是同盟国有钱。”
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求援——向英国人呼吁，他原是在英国人的政治势力范围内运转的；又向加利福尼亚一阿拉伯标准石油公司和它的两个美国母公司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和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呼吁。对将来的石油生产，这些石油公司都不想增加贷款，特别是在发展受到约束的时刻，可是谁都不肯冒失掉开采特许权的危险。或许华盛顿会来解救。又有人提出：或许那个战时援助计划的租借法案能够提供帮助。但是美国国会已经批准租借法案只向“民主的同盟国”提供援助。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一个王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比方说也不像英国国王，沙特国王并不全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王。最后，在冗长费力的讨论之后，罗斯福决定美国不给予任何援助。他指令他的一个副官说：“告诉英国人，我希望他们照管一下沙特阿拉伯国王。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离我们远了一些。”
英国人果真挺身而出，除在其他方面出力以外，还提供了价值两百万美元的新硬币，英国的财政援助日后还将继续大量增加。但是美国的石油企业家亟力要使沙特国王相信英国的这笔援助实际上是美国给予的——因为英国是接受美国援助的。那些石油企业家说，那意味着援助其实来自于美国，只是不直接罢了。
“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
美国参战后，接着就是在1942和1943年期间对中东的重要性作了一个全面重估，其根据是一种新的见解，它牢牢抓住了华盛顿但不一定是那些石油公司的注意力。这种新见解是，石油被视为战争需要的关键性的战略商品，对于维持国家的权势和国际上的支配地位来说是必需的。如果说有一个能够形成轴心国的军事战略的单独资源的话，那就是石油；如果说有一个单独资源能够击败轴心国，那也是石油。同时，由于美国几乎是一手包办为同盟国的战争行动出力和加油而空前地大量耗费其本身的资源，为此在美国开始产生有朝一日石油会匾乏的恐惧感。那是对美国的石油地位再次抱悲观的一个时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情况，只是这种悲观情绪由于这次大战的缘故而显得更深刻和紧迫罢了。那末，普遍的长期的匮乏对美国的安全和未来将意味着什么呢？
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早期，在新发现石油资源和原来探明资源的增加方面，美国出现了爆炸性的进展。可是从三十年代中期起，虽然对现有油田的贮藏量有相当可观的“修正和增加”，新油田的发现率已经非常猛烈地下降，从而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看法：将来要有所增加更为困难、花费更大和增加也更为有限。新发现的直线下降使那些负责支撑全球战争的人吃惊和害怕。1943年战时石油管理署负责储备的主任说：“报酬递减律正在起作用。由于新油田不再形成，何况其数目最终是有限的，供应枯竭的日子迟早要来到。”他还说，对于美国，“发现石油的走红运的日子基本上已属于历史了。”
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基斯同意这个看法，他在1943年12月发表的文章的标题使大家对其立场一目了然——“我们的石油快用光了！”在那篇文章里，那位“老暴躁”不吉利地警告说，“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别人的石油来打仗，因为美国将没有石油。……作为世界石油帝国无上权威象征的美国王冠正在倾斜下滑，盖住了一双眼睛。”
这种黯淡悲观的分析所能导致的结论只有一个。尽管那时候石油从美国一些港口流到所有的战争前线，美国注定要成为一个石油的净进口国——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规模的转变，而且是可能涉及严重的有关国家安全的一种转变。关于美国可恢复的石油资源这个问题所抱的战时悲观情绪，引起了人们后来所称的“保存理论”——即美国，特别是美国政府，必须控制和发展属于“治外法权”（外国）的石油储备，以便减低国内供应方面的消耗，保存这些贮藏量以备将来之用，从而保证美国的安全。甚至那些主张私有企业的共和党人也在要求政治直接卷人外国石油特许开采权的事宜。因为，一位著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亨利。卡伯特。洛奇宣称，“历史并不使我们有把握地说，单凭私人企业就会充分保障国家利益。”那么，到哪里去找这些外国贮藏量呢？只有一个答复。国务院经济顾问赫伯特。费斯说，“在所有的情况调查里，铅笔所指都乖乖地停止在同一个点、同一个地方上——中东。”
于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也得出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指导着英国石油政策的相同的结论——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