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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宁可去找精神病医生去谈你的特德，而不去找你自己的亲妈？”
“精神病医生？”
“心理医生。”她改口道，“母亲是最好的心理医师，她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
她大着嗓门说，几乎压倒了周围的唱赞美诗声。“那种心理医师只会将你搅得越来
越糊涂。”
回到家里细细想想，她的话也有道理。最近，确实觉得自己的脑子越来越糊涂
了，都成一团浆糊了。我不知该如何用英语来表示，最贴切的意思应该是“黑雾弥
漫”。
事实上，这很难用英语表示。因为这种坠入五里雾中的感觉，唯中国人有。
我与好多人都谈起过特德。每一种描述我以为都是真实的，至少，在我讲的那
个时刻。
对我的朋友薇弗莱，我则说，我以前一直不知道自己爱特德爱得有多深，直到
他伤害了我，我才发现，他刺痛得我有多深，恰如我爱他爱得有多深一样。那种痛
苦，犹如不上麻药而被人肢解一样。
“上帝！别这么歇斯底里了，难道你有过给不上麻醉而肢解的经历了？”薇弗
莱说，“要听我的话，干脆就与他离了。令你如此痛心的，只是因为你花了十五年
后，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如此不中用的，受不起挫折的窝囊废！听着，我明白你现在
这种心清。”
与丽娜谈这事，我则认为，我最好还是与特德高了，在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
我发现，自己已不再留恋他了。而与他在一起，我反而迷惑不解了。
丽娜则气呼呼地对我说：“你说什么？你泄气了？你完全被他牵着鼻子来摆布
了，就这么离婚算了？哼，要我是你，我就去找一个名律师，让他出出点子，反正
好好地让特德折腾一番。”
而在我的心理咨询医师那里，则一心一意地提出要找特德报仇。我一心想，先
打个电话把特德叫出来，把他请到一个上等高尚的场所，如美吉咖啡馆或罗刹利这
样的一流地方，在他津津有味地品尝了第一道菜后，我便会对着他大声说，当着那
些体面的顾客的面，我要出他的丑：“没那么容易，特德。你这个孬种……”
就这么向心理医师倾诉一番后，我便觉得从没有过的痛快。但两周的治疗后，
我的心理医师似对我已厌烦了，只见他懒洋洋地支着下巴，有气无力地敷衍着我：
“好了，我们下星期再考虑一下其他的治疗措施。”
就这样，我都不知道我该怎样调整自己。这以后的几星期里，我一直在开列一
张清单。
我从这间屋子踱到那间屋子，每一样家具摆设，都提示着我：哪些是在我认识
特德以前买的；而哪些，又是在我们结婚后买的（这大多是些家具）；还有哪些，
是友人们送我的（比如有玻璃圆罩的、现在已经不走的钟，还有三套酒具，四只茶
壶）；他自己买的，有供签字用的平版印刷品，史多班的水晶草莓；还有一些我买
的小摆件。
在我开始为书架的藏书列清单时，从中发现一封特德手写的信，实际上是一张
便条。是匆忙用圆珠笔很潦草地写在他药方纸上：“在标有四个X之处签名。”下面
又是一行用钢笔写的：“附上支票一张，供你安家过渡之用。”
这张便条就夹在我们的离婚协议书上，与一张票面为一万元的支票夹在一起，
并是那同一支钢笔签的名。我心中涌起的不是感谢，而是痛苦。我又被刺痛了。
为什么他要把这支票与离婚证件放在二起？为什么要用两种不同的笔？那张支
票，是他后来加上去的？他在办公室里权衡了多少时间，才得出这笔钱的数目的？
为什么他非要用这支钢笔来签名？
我依旧清清楚楚记得，去年，当他收到我这份圣诞礼物时，是多么意外又高兴。
只见他借着圣诞树上闪烁的灯光，小心地拆开金色的包装纸，然后转动着笔杆，仔
细地从各个角度欣赏着亡，随后他吻了一下我额头，说：“我只有在重要文件上签
字时才用它。”他向我允诺着。
过去的回忆，令我有如万箭穿心。我手持支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只觉得头
沉甸甸的。我怔怔地看着离婚协议书上的四个X，还有，那些草草地写在药方笺上的
字迹，两种不同的笔写的字，支票的开启日期。他写得很小心：“一万元整。”一
丝不苟。
我默默地坐着，试图让自己的心来作出判断，但后来我就发现，这样坐下去，
坐不出任何主意。我把支票和离婚协议书一古脑儿都收起，放在抽斗里，那里我通
常只置放一些商家的发票之类留之无用、弃之不舍的票证。
妈曾说过我之所以这样拿不定主意，是因为五行缺木，因此就容易听人摆布，
妈对此十分了解，是因为她自己也是这样。
“女孩子就像一棵树。”妈曾经这样教诲我，“你必须挺起身子，听站在你边
上的妈的话，唯有这样，你才能长得挺拔强壮。假如你俯身去听别人的话，那你就
会变得怄偻软弱，一阵风就把你吹倒了。”
但她那番话却讲得太迟了，我早已不得不弯屈着怄偻着身子了。因为那阵我开
始上学了，我们的老师贝蕾夫人厉害极了，如果你不听她的话，她那把戒尺就足以
令你俯身听话。
可我还是很听妈的话，同时也学会了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又过了一年，我又学会了选择接受最好的意见：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
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
麻烦的是，我后来又发现，美国式的见解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它有太多的
取向，因此反而容易给搞得昏头昏脑。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决定不了如何处置我和
特德间的关系，我可以有那么多的取向，而每一取向却又可以导致一个完全不同的
结局。
比如说，这张支票吧，我怀疑难道真的是特德设下的一个骗局，让我退却，不
再为离婚而再与他纠缠。如果我收下这张支票，他就会在事后耻笑我，那一万元钱，
把我买通了。悲痛伤感之余，瞬间我生出一个幻觉，似他送我这一万元钱，完全是
出于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他是以一种独特的方法告诉我，我对他意味着很多……如
是颠来倒去地反复忖思着，直到那张一万元支票和特德，在我脑中捣腾成空空然的
一片空白为止。
我决心结束掉这场无止境又无谓的折磨，干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算了。刚准
备开抽斗去取离婚协议书，我忽地记起了这幢房子。
平心而论，我真喜欢我们这幢房子，橡木的大门上端嵌着彩色玻璃。阳光可以
洒满我们的早餐室，坐在前厅里，就能欣赏整个城市的南部风光。花园的布局设计
和园艺，全是特德自己摆弄的。每个周末，他都泡在花园里，着迷地小心地照料着
每一株花，就像美容师为客户修剪指甲一样认真小心。
如今，我透过窗户打量着我们的花园，大片的百合花，已变得枯萎不振了，沉
甸甸的雏菊，因为没有东西支撑住，几乎把花千给压断了。石板小道的夹缝中，杂
草丛生，不过那么几个月，这曾是那样美好的花园，一下子变成一块荒地了。
这一片败落荒芜的景象，令我忆起曾在一本杂志里读过的一番话：当一个丈夫
不再注意修整家中的花园时，说明他正在想把这个家连根拔掉。我已记不清特德最
近一次修剪迷送香是什么时候了。
我决心给律师挂个电话。当电话那边铃声一响，我又迟疑了，我挂断了电话：
我将对律师说什么呢？对离婚，我将提些什么要求呢？——天呀，我甚至在结婚时，
都没想过要提什么要求。
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十五年来与特德形影相依的生活，令我无法对眼前的
问题作一个明确的决定。
直到第四天，我在昏睡中被电话叫醒，铃声响了一遍又一遍，不知疲倦地，我
想它一定已响了起码有一个小时了。我拿起了电话。是妈打来的。
“你醒了？我给你带些吃的来。”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已看见我现在这颓然潦
倒的神情似的。可我房里明明一片昏暗，窗帘拉得密密严严的。
“不，妈，”我说，“我现在不能招待你，我正忙着呢。”
“对妈妈也有忙得不能招待的？”
“我有一个约会，与我的心理咨询医师，我与他约好了……”
她在那边沉默了一下，说：“为什么你自己不说点什么呢？”她几乎是以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