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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还是近在咫尺的下属，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沟通。事实上，研究院中很多人的电子邮箱，本来就是开设在雷德蒙的微软总部，李开复和他们之间的信息传递，须经过北京－－上海－－东京，一路到达美国，又由同一线路以相反方向传回。这样，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们之间传递信息的距离，比他们同比尔．盖茨之间的距离还要长一倍。不过，由于电波运动速度每秒可达30万公里－－大约绕地球7圈半，所以天涯犹在咫尺之间。对于李开复来说，给一道玻璃之隔的陈蕾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同给太平洋彼岸的比尔．盖茨发出一个电子邮件，并无距离的差别。
一个电子邮件在太平洋上跑一个来回，比李开复起身走出办公室步行几米来到陈蕾桌前还要快。
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来衡量，李开复也许是整个中国最少接听电话又最多写信的人。很难说电子邮件在现代管理中将会完全取代电话，但在李开复的办公室里，我们的确看到了类似的情形。他几乎整天没有一个电话，但却每天都要接收数十个乃至上百个电子邮件，并且做出大致同样数量的回复。这同我们周围发生的情形似乎相悖。伴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正在减少通信的数量，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电话的剧增。一般人必定认为，打一个电话要比写一封信更加快捷方便，也更易表达情感，即使情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现代生活的特色之一就是用一大堆电话账单来代替情书。
实则电子邮件的情形完全不同。
电子邮件书写的要旨在于开门见山。人们在接听一个电话或者参加一个面对面的会议时，大都具有将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问题说上10句的倾向，听者则必须在漫无边际的谈话中费尽力气寻找问题的焦点。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也许长达数百言，也许只有一个单词，全都直奔主题，甚至要将10句话的内容以一句话说清。有时候只传送给研究院的某一个人，有时候是传送给某几个人或者全体员工，都只在弹指间完成。
如果我们把电子邮件和电话拿来对照，有意思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当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你必须停下手里的工作去摘取听筒，否则便不能了解对方的信息也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当你终于下定决心拿起听筒的时候，却有可能沮丧地发现这个电话你根本就不想接，或者是对方拨错了号码。如果李开复让自己陷于这样的情形，那么他每天要接听50到100个电话，可以想像他的样子已经不像院长而更像一个接线生（最现成的办法是让秘书接电话，那不过是把自己不愿做的“接线生”
让人家做）。但是，现在李开复办公桌上不断响起电子邮件的铃声时，他却仍旧可以继续手中的工作，那些电子邮件全部储存在他的专有信箱当中，不会丢失，直到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才来处理。他也会接到一些没有意义的邮件或者根本就是对方“拨错了号码”，那么他就可以不用理睬。当然也会遇到一些无理取闹之人－－因为微软所有人的电子邮件地址都是公开的，而且你越是有名望，这种可能就越大。比如）比尔．*盖茨就曾经提到，他在接到一位女性的无聊邮件之后，弃置一旁，但那女性再次致函说：“如果截至明天你还不答覆，我就要公布你跟那位袒胸露乳的女招待的事情。”电子邮件的精髓，乃是以数字化的管理手段取代人的主观随意性，但问题又不仅如此。对于个人来说，它在无形中督促每一个人精确地表达思想，反应快捷，直截了当而不含糊其辞，主动地安排自己而不是被动地应付别人，可以在一派歌舞升平当中无所顾忌地说些不中听的话，做了错事而又没有勇气当面表白的时候，也能以这种不必见面的方式向人家致歉。比如有一次，一个员工在泊车的时候，不小心将比尔．盖茨的“凌志400”
撞坏。在连续几个小时的郁郁寡欢之后，他终于给比尔．盖茨本人发出电子邮件表示道歉。比尔．盖茨立即回电说，这是小事一桩，不必介意。此时这位员工必定感谢电子邮件，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根本没有机会消除心中的不安。诸如此类的情节让很多人坚信，电子邮件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个美国记者，弗雷德．默迪，在撰写的《电脑的旋律》一书中甚至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也是非常亲密的，能与之相比的只有传统而古老的基督教忏悔室。”对于一个组织来说，电子邮件所包含的意义就更值得回味。当人们无论高低贵贱都可以直接往来并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传统机构中通常具有的那种等级差别就变得模糊，不再需要设立那么多的管理部门以及管理层次，那些担负承上启下之责的一级又一级中间管理人员，现在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比尔．盖茨曾经说：“由于电子邮件，在我和公司的任何成员之间都不存在着等级差异。”这话也许言过其实，但他的所谓“电子邮件是一种有力手段”的话，的确没有错。事实是，他和公司最下层员工之间，仍然有着5个或6个管理层次，但他的确每天都能听到来自下层的声音。
这样看来，电子邮件是等级式管理制度的天然掘墓者。它需要的是一种扁平式的管理体系，而非一个层层叠叠的“金字塔”。这中间包含的意义当然不仅止于技术，还有文化。换句话说，在一个等级森严并且牢不可破的机构中，即使拥有一大堆最新型的电脑并且全都可以在网络上驰骋，仍然不能设想电子邮件能够发挥其作用。
对于那些热衷于等级制度的人来说，仅仅是不能面对面地向下属发号施令、颐指气使，就失去了为官的一大乐趣。至于那些横断中间，名曰承上启下实则阻滞上下沟通的中间环节，倘若一个没有层次、没有瓶颈、没有过渡的状态能够形成，那就不仅夺去了他们的乐趣，而且还夺去了他们的种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利益。
点子最值钱，架子最不值钱李开复的下属都说他是一个好的管理者，但几乎没有人把他看作一个“官”。行政助理陈蕾从来不用帮助他起草什么文件，如果他觉得有必要向下属发出指示，就自己动手。现在，当他想到要为新会议室命名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其“指示”与我们通常看到的那些官样文章完全不同。
一连串英文字母从他的指尖弹到电脑屏幕上，其速度比口述还要快。也许是因为具有华人血统，他脑子里最先出现的念头全是中国式的。他建议使用“中国最着名的发明家的名字”或者“中国最著名的发明”。有一个瞬间，他想到了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于是写道：“我建议用‘火药'命名其中之一。这样，当你走进这会议室的时候，必会激发所有的力量，为你的思想而战。”想到他和他的同事的智慧将会以火药的力量爆发出来，李开复不免有些兴奋，于是又在这句话的后面留下一个符号：“∶…））”。我们把这符号竖过来，就可以辨出，这是一对小眼睛、一个小鼻子和两张哈哈大笑的嘴巴，所以它是在显示书写者的快乐。
几秒钟后，陈蕾接到李开复的“指示”，随即在键盘上敲打出一行英文：亲爱的同仁们，我们的会议室还没有适当的名称呢，有时候这会引起混乱。所以我们现在征集会议室名称。
截稿时间：明天下午6点！
研究院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地址都在陈蕾的电脑里面，所以，她只要点击屏幕上一个表明“研究院．北京．中国．所有人”的按钮，就把李开复的“建议”连同她自己的邮件在同一时刻传给了研究院的所有人，甚至连李开复的“哈哈大笑”也没有遗漏。
“火药”的念头在众人感情上立刻产生了共鸣。这批供职于外国公司的中国青年，难免会在心里生出一种五味杂陈的感受：我们的祖先发明了这个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
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在新近加入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