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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1月5日的晚宴上，这些人不曾这样放浪441形骸。晚宴地点的选择看起来既刻意又随意。那是京城中心西单路口南侧一座旧时的王府大户，大门漆以朱红色彩，门楣巨幅匾额上“四川饭店”四字，为郭沫若题写。京城轰轰烈烈持续多年的大拆大建，也还没有波及到这个地方。进门三重四合院，沿西侧长廊走进，雕屏画柱，大红大绿，华丽、尊贵、典雅、铺张。据说邓小平生前常来此吃饭。邓去世后，这后面的大厅扩建，改为中国会堂，实行俱乐部制，只有会员才能进来享受餐厅的菜肴和服务。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庆典选在里院的宴会厅。长50多米，宽15米，上下全为木制结构，排满了巨大的餐桌。侍者无论男女，全部中式打扮。席间轻歌曼舞，妙语欢声，一派典型的中国味道。有人在数百来宾面前问李开复：“这一年来你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他走到台前，拿起话筒说：“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机会和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在一起工作，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台下数百宾客睹面闻声，交头接耳，有人挺受感动，有人觉得夸张。就在这时，李开复所说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一群人”全体起立，走上台去，在一片轻松而又凝442重的气氛中，唱起了张明敏的那首著名的歌：河山只在我梦萦，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歌声渺渺，余韵缭绕。宾客热烈鼓掌，台上台下互相道贺，都说一年来尽管千难万阻，历尽艰辛，毕竟万事如意。有如里克．雷斯特后来的赞叹：“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很少有人能在一年里面组织这么强的一个班底，写了这么多论文，参加了这么多很高级的会议。”里克．雷斯特还说，一年前建立中国研究院的时候，他曾有两个大问题：如果请美国和欧洲的人去，他们在当443地能够有效率地工作吗？如果在中国找人，能找到非常优秀的人吗？诸如此类的问题，当时在美国的大多数人都担心，就连那些对中国最有信心的人也没把握。现在，里克说：“这两个问题的结论，都是肯定的。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做到这些非常困难。就连比尔也很惊讶开复有这么大的能力！”这样看来，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李开复所愿，他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然后是第二回合，他在大学生中树立了研究院的形象；现在，第三回合，他赢得了他的老板的赞扬。但是，也许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无论从美国回到中国本土上来的人，还是从中国本土加入外国企业的人，全都在“澎湃着中华的声音”中融为一体。真是太平洋两岸皆大欢喜，就连那些在一年前最尖刻地指责研究院“抢人才”的记者，现在也不禁啧啧称羡。
第五章Deadline－－“死亡”线回过头来看，信息技术对社会的改造是革命性的。
444－－罗杰．瑞迪“我们这帮人就像一群狼”
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沈向洋一向有“工作狂”之称。此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只要往电脑跟前一坐就不分白天黑夜，一边吃饭一边和同事谈论工作，甚至在走进洗手间的时候，也会萌发一个与众不同的念头。他通常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4个小时，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看便知，那是睡眠不足留下的痕迹。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
“美国人不会这样，他们很在乎自己的时间，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他的妻子这样抱怨。按照她的叙述，自从她在1999年9月把家搬到北京来，沈向洋就没有按时回过家。他每天早上7点半离开家。晚上回家的时候儿子已经睡觉了。天天都是这样。有一段时间他赶写论文，夜里12点钟下班算早的。
有时候干脆不回家，就睡在办公室。研究院买来5条被子，让这些晚上加班不回家的人使用，他把其中一条抱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靠在楼层内侧，没445有朝南的窗户，若是换了旁人，可能会抱怨见不到阳光，他却说这正合他的心思－－可以完全不顾时间，困极了倒在地上睡一会儿，起来一转身又坐到电脑前。
进入11月份以后，他就更顾不上家了。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12月3日。
“记住国际视觉大会的论文终结期限。”他对小组里的成员说，“12月3日是我们的‘Deadline’。”
“Deadline”的中文直译为“死亡线”。中国人通常把这叫做“交货期”、“截稿时间”、“竣工日”，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大致都是描述一个客观事实，而不具那种“不成功便成仁”的感情色彩。但在微软公司，却有这么一个耸人听闻的词来描述这种情形。当员工们嘴里不断提到“死亡线”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在心理上已经处在一种极大的压力下。现在，沈向洋小组和他的12个下属－－4个研究员、3个副研究员、4个实习生和一个访问学者，全都处在这种情形中。每天晚上，5条棉被根本不够这些人用的，余者只好在沙发上合衣而卧。
徐迎庆有一次说：“我们这帮人就像是一群狼。”
446沈向洋笑道：“是一群饿狼。”
拿“饿狼扑羊”来形容这群年轻人每天扑向电脑的样子，显系夸张之辞，但在巨大压力之下无节制地工作，却代表了希格玛大厦中相当一批人的精神状况。在这里，加班乃是一种正常的情形，不加班的人倒是非常少见。
每人的日工作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临近“死亡线”的日子里，就有可能再增加一倍。
不过，也有例外。
中国面孔后面的美国文化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秋天里，有一个人闷闷不乐。
刘挺陷在一种莫名的苦恼中，已经好几个星期了。
白天沉默不语，晚上睡不着觉，瞪着黑色的天花板辗转反侧。当他看到李开复站在台上全神贯注地唱“我的中国心”时，不免想到：中国歌唱得那么动情，中国话讲得这么流畅，还有一副地道的中国面孔，可你要是仅仅看到这些，那就难免误入歧途！
刘挺和李开复之间的不能和谐，在希格玛大厦里虽然波澜不惊，但却影响深远。如前所述，刘挺自从听了447李开复的一次演讲，便义无返顾地辞去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职。那时候，他在学校里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公待遇，事实上他还明显地被大家当作青年教师中的后起之秀。
他拥有他那个年龄的教师所能拥有的一切好处：职称、职务、住房、种种赞誉和鼓励，还有领导的许诺。但是他说：“我还是要去微软。”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在学校，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
在微软，既让你挣到足够的钱，又让你做你愿意做的事，还有最有水平的人带着你。“这样看来，刘挺是抱着对研究院的无限希望走进希格玛大厦来的。另一方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李开复在那时也对刘挺寄予很大希望。刘的专业素质在那所著名大学中属于佼佼者，头脑清醒，反应敏捷，上中学的时候就获得演讲比赛的第一名，上大学的时候又是学生干部。来研究院面试那天，刘挺居然能把李开复提出的4个问题答对3个半，让这位求贤若渴的院长兴奋不已。那个下午李开复本来的计划是陪同斯蒂夫．鲍尔默去晋见中国总理，但他却宁愿继续和刘挺谈话。他对斯蒂夫说，他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找到最优秀的人“。那448个下午，他就把晋见中国总理的时间用来和刘挺谈话了。
刘挺在所有考官面前表现出色，在数百名应试者中，他的总成绩列在前两位，直到后来李开复对他的工作大为不满，而他对李开复的风格也无所适从的时候，这位院长还是坚信当初给予他的最高评价并非失误。
但是，李开复和刘挺很快发现，彼此都不能满意。
而且，当初希望越大，如今失望也就越深。“我们之间并没有真的沟通。”刘后来说，“我以为他对所有事情都能明察秋毫，都能了解，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刘挺在这年春天成为黄昌宁小组的副研究员。最初的课题叫做“自然语言文本的自动分类”。他挺高兴，因为这听上去就像他熟悉的“文本摘要”。小组里的情况不如人意，大家都在忙自己的事，没有李开复小组里那种活跃的气氛。刘挺以他缜密的心思和敏锐的眼光，还发现那个小组的成员尽管都是外行，但有了李开复的特别关照，全都突飞猛进。李开复是语音识别领域的大专家，全世界谁做得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