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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60人。”
“在高级研究人员中，从海外回来的有8人。”
“研究队伍的建设已基本完成。未来的研究方向已经确定。”“微软中国研究院扬帆起航。”
如此“会议”如此人虽说是“扬帆起航”，但情形却有些奇怪，这么些博士、硕士和学士，从国外来的和从国内来的，一下子汇聚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坐在四季恒温的办公室里，用最新的装备，拿着高工资，喝免费饮料，吃优质午餐，还有背景音乐在耳畔伴随，但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面，却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一般中国人在学校的时候，习惯于老师出题目，到了参加工作的时候，习惯于领导派任务。他们对于西方公司的印象，无非是报纸上的那些描绘，或者次等影片中的那些镜头：充满了紧张争斗的气氛，资本家（后来又时兴说“老板”）大声吼叫，员工忙不迭地说“是”，269三步并做两步，一边嚼着“汉堡”一边还在打电话，终于熬到下班时间，摇摇晃晃回到家里，倒在床上万事休。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居然是这样恬静舒适。
可是，微软聘用他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他们来享福的，而是要他们来打一场看不见的“战争”。有些话已经能够露出一些端倪。张亚勤口口声声说：“要做就做成世界上最好的。”沈向洋动不动就问人家：“新东西是什么？”张宏江倒是沉默了3个星期，但一开口就说出“4个方向8个问题”。李开覆没有这样咄咄逼人，他说的是：“给每个人最大的空间。”
“做你自己想做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
“鼓励成功也鼓励失败。”
“不同意你但支持你。”
……
诸如此类的话，听上去让人既舒服而又回味再三，不禁惊讶世上怎么会有如此随意从容却又如此激动人心的管理原则。但他又说：“我们不会追着分配题目，是因270为我们找到了最值得信任的人。”这话就让所有人难免感到无形的压力。
任何战争都有它使人难以忘怀的特殊声色，这场“战争”也是如此：没有指挥员的命令，每一个战士都能自行其是，战场在人的大脑中，所以越是无影无踪，就越有可能凶猛惊人。多年以后，人们的记忆当中也许只留下战斗的结果－－或者丢盔卸甲树倒猢狲散或者满载战利品昂首凯旋，战斗的过程则已是模糊一片的万花筒。
假如还有一些场面足以勾起沉思与遐想，那必是大大小小的会议室中迸射出来的那些“思想火花”。
“Meeting”－－会议，是希格玛大厦中最常听到的用语，也是最常使用的工作方式，乃至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办公空间中，会议室竟然多至6个。不过，这里所谓“会议”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并不一样。数十人聚集一堂自然叫做“会议”，但更加经常的却是三两人或者五六人的讨论（他们认为人数多的会议必然降低效率，所以通常情况下与会者决不超过6人），甚至两个人的见面也被他们叫做“会议”。李开复可以邀请一个研究员来参加会议，任何一个研究员也可以邀请李开复来参加自己的会271议。“会议”有时可以长达两天，有时则短至几分钟，也许仅仅是一顿午餐或者是在下班路上。无论人数多寡，时间长短，都是他们表达自己思想以及听取别人思想的最佳时刻。会场上没有我们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场面：默默读报，悠悠喝茶，一个人喋喋不休地说着一些没有错误也没有用处的话，众人闭目养神充耳不闻。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那些会议室，没有这般悠闲自在的气氛。
与会者倚身圆桌旁边，周围都是“白板”，激烈的争辩和熏人的汗臭交织在一起，证明执行助理陈蕾所说“会议”
是“脑力激荡”确实不错。还有那一串串的字符、标记和线条，像是一堆古老的文字也像未来的语言，让人们看到那些原本无影无形的思想火花，表明张亚勤所说“会议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非虚妄之词。还有那众人口中涌出的声音，中文当中夹着的英文，穿插跳跃，似乎语言本来就应该是如此而无须分彼此。还有每一个人都在采取自己认为最舒适的方式，或站或立，或者仰面斜倚在沙发上，或者脚踏椅子屁股放在桌子上，甚至还有人干脆躺在地板上，姿态万千，有意无意间把秉性品格也显露无遗。还有争先恐后地发言，击节叫好与互争短长，让所有人的思想在众人面前碰撞，又闪耀出新的光272芒，即令是愚蠢的念头也可以化作神奇，幼稚也可以变得成熟。这又证明了张宏江的话，“现代科学研究不是坐在家里闭门造车，而是在讨论中激发出来的”。当然也还有一些质问突然蹦出，很不客气地打断别人的话头。最常听到的质问就是：“What'syourpoint？”－－你的要点是什么？因为这些人全都痛恨空泛、模糊和不着边际的议论。还有一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场面，每逢这个时候，会议主持者通常不会判断谁是谁非，不会对任何人说“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会说：“如果你觉得你的办法好，你可以用自己的办法。”只有很少的情况下需要当机立断，这时候就可以看出，不懂研究的人是无法管理研究者的，也可以庆幸会议的主持者的确都是专家。
还有一些久拖不决乃至影响效率的情况发生，比如一个“应该赞助学校多少钱”的问题，就讨论了30分钟还不能统一。争论常常会产生最有效的办法，但也会延误时间，有如凌小宁所说：“民主的代价！没有办法。”如此等等。
若说“民主”，可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包容不同意见的确是微软文化当中的本来之义。“在微软，我从来没273有听说哪一个人因为说话而受到惩罚。”凌小宁说。他在微软工作已经7年，是研究院中“微软资历”最长久的人。所以，当李开复发现从中国大学校园出来的年轻人很不习惯对老板当面说“不”的时候，就觉得有必要专门召开一次会议，请凌小宁为大家报告“微软文化”。这样，这一天的午餐时间就变成了凌小宁的演讲会。他站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指南厅”里，对着那些一边吃着肯德基汉堡包一边瞪大眼睛盯着他的年轻人，发表了研究院迄今为止最令人惊讶的一次演讲：你有权力说“是”或者“不”。我们中国人总是以为，我是为老板工作的，所以总是想“老板怎样想”。其实，你做事情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是为你的公司。你拥有这个项目，你就拥有权力。你应该相信，在你自己的领域里，你比老板懂得多，比开复懂得多。开复也不是万能的。我在微软做那个项目的时候，我的老板就说了很多，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我全部拒绝了。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就不去做。我认为可能的事情，就一定去做。你们每个人也都是一样，你的责任就是排除一切干扰，做成你想要做的事，包括你的老板的干扰。如果他说得好，你当然可以接受，你认为他的不对，就可以不接受。
274放手让自己信任的人去干3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一，沈向洋走进李开复的办公室。今天这个“两个人的会议”，主题是讨论“纹理合成”
的研究怎样起步。李开复每周和所有研究小组经理各有一次例行会议，安排在固定的时间。这种“一对一”在研究院乃是最常使用的会议方式。按照李开复的解释，让另外的完全不相干的人坐在旁边“陪会”，是一种最大的浪费。现在他和沈向洋所要讨论的“纹理合成”，在时间表上来说，是研究院成立之后确立的第一个研究课题。
虽属重要之举，但却只同沈向洋小组有关，所以仍然采取“一对一”的方式。
谈到会议，沈向洋就会想到1995年在美国第一次参加世界图形学年会的场面。这是全世界计算机图形学的最高水平的会议，每两年一次。那时候沈向洋还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个学生，第一次来到这种高水准的场合，不免惊叹其场面的壮观：4万人参加大会，其中4000人参加图形学学术会议。毫无疑问，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巨大的“脑力激荡”。
他从1988年开始就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视觉领275域。那时候，“视觉”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沈向洋坚信这是计算机科学通向未来的一条必由之路。其逻辑很简单也很有说服力：人类接受外界信息的渠道，95％来自眼睛。他就是用这个道理，说服他的导师罗杰．瑞迪全力支持他进入这个领域。此后“视觉研究”由冷而热。无论冷热，罗杰．瑞迪都鼓励沈向洋坚持下去。
在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