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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人事部门还是在用“破格”的办法挽留208他。他们告诉刘文印，他的副教授的评审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校长签字了，请他耐心等候。这的确已经够优待的了，清华大学无数教师熬到快退休时才弄个“副教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伸手可及。
但刘文印还是要走，他离开清华的理由说来和刘挺离开哈工大的理由如出一辙。“你能给我什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能让我做什么。”他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借了一万块钱买了个电脑。想上互联网，传输一兆字节10块钱。想传真，一张3块钱；想复印，一张3毛钱……全都要钱，而他手边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不得不把自己的账记到唐老师的研究经费上。
尽管都是为了研究，但他不想占人家的，没有谁的口袋是宽裕的。当时他想，一旦自己的项目资金批下来，就会还上这笔债。1998年冬天，他知道项目未获批准的那一天，特别失望，这意味着他的“一分钱都没有”的日子还将遥遥无期。“如果有经费，我就不会想到离开清华。”他后来这样说。那一天，他对唐老师说“我想走”。
他还没有说出微软这个名字，唐就接口说：“你要是到别的地方，我不会放你走。除非是微软研究院要你。”真正209做学问的人似乎总能心心相印，这种不谋而合令刘文印走进希格玛大厦。离开清华之前，人事部门告诉他，既然你决意要走，你的“副教授的报告”就不再有效了。
刘挥挥手就走了，朋友们觉得他的样子挺潇洒。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要是到其他单位去，一定要把“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东西揣在兜里，它虽然并不能真正代表学养和品格的高下，但却意味着位子、房子、票子，也许还有车子。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东西根本没有用。人家不看这个，安身立命的关键是真本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王”公司里发生的那场风波。前文所述“汉王”的主要发明者李明镜，在1999年1月份向微软递交了他的申请。李开复非常想要这个人，但却怀着深深的顾虑。所谓“抢人才”这样一片阴云，仍在他的头上徘徊，令他不敢理直气壮。想来想去，他只好去找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张是李开复的朋友，同时也是“汉王”的朋友。他找到“汉王”
的老板刘迎建说，这一次微软不是要他的产品，而是对他的人感兴趣。
210“汉王”距离希格玛大厦很近，那块“汉王科技”
的大字招牌就矗立在“微软中国”的西边，遥遥相望。
对于微软到处招揽人才的事情，“汉王”听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蔓延到自己的领地上来。
震惊不已的刘迎建后来告诉李明镜，这消息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李明镜毕竟是他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请李明镜吃饭，问李为什么要走：是他这个老板不够好？还是待遇不够好？还说，不论李明镜有什么要求，都好商量。李坦率地说，“都不是”。他只是觉得，对“汉王”来说，自己的价值已经贡献得差不多了，就算不走，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刘说：“你即使什么都不做，只要人在这里，就可以稳定军心。”
这话不能说没有根据，那时候李明镜在国内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民族软件”的旗帜，就在不久以前人民大会堂那个会议上，大家不是还在说，连微软也在求我们吗？
但李明镜却不以为然。他说，正是这个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他不愿意成为“民族大义”的象征，觉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如果我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军心，对我个人来说，太悲哀了。”刘比他大不211了几岁，又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者，是个明白人，想想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又想想，这样一个人走了，实在是“汉王”的重大损失，还是不松口。就这样，从春天到夏天，一个心里想：“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我就不走。”
另一个心里想：“他要是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7月，李明镜的合同期满，这对“鸳鸯”终于分开了。
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有些像《市场报》所说：“这个研究院将引发国内人才争夺大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快了向国内高等院校渗透的步伐。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名誉称号，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叫做“微软学者计划”。对于全国每年300多位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来说，如果这个机会仅仅限于“名誉”，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名誉”之外还有不少诱人之处：每月1200元；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212微软总部；免费获得微软软件；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而研究院不加干预；毕业之后也完全拥有自己择业的自由。这消息在学生当中引起的波澜尚未退去，微软又在向教师们摇橄榄枝了。1999年春天，研究院向中国媒体发布了新的计划：每年向国内10所大学捐赠总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的正版微软软件。首批软件将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0所学校的每一位计算机专业教授捐赠。
一时间，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微软版软件，在10所名牌大学里面弥漫开来。过去，这些东西在“民族软件捍卫者”眼中，就像是“八国联军的毛瑟枪”，现在却成了“友好的使者”。研究院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名片”
213来使用，送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和“微软学者”，希望能在树立微软形象的同时，也减少“盗版”软件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如果这些教授能够发现微软软件的种种优越，那就更好了，须知他们有足够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影响力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京城各大学校园，学生们均对“微软学者计划”表示向往。
有个学者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将会成为未来国内优秀学子的风向标。”《微电脑世界》的记者黄盛萍写了一篇文章，抒发对“微软学者计划”的感慨。说这“无疑又将在数字中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刮起一阵强劲的飓风”。这篇题目叫做《研究的快乐还是捆绑的快乐？》的文章说：“在微软学者计划中，一再提到这些学者在培养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这真的有点像往‘视窗’上捆绑‘浏览器’。”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捆绑”不“捆绑”的问题并不在意。他是一个上海的小学生。1999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他在电脑上给远在北京的李开复发出一封信：“李叔叔：我想参加你的研究院，从你那里学习电214脑，最终变成第二个比尔．盖茨。可以吗？”李开复当即很认真地回信道：“欢迎你。好好学习！
等你长大了，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一情节在当日被国内外报刊广为使用，显然只具宣传效果，少有实际价值。那时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刚刚过去，北京卷起强烈的”反美“
浪潮。然而，李开复内心的轻松仍然是确定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已经拥有60个员工，另外还有至少1000份申请简历放在他的面前，厚厚的一摞，同窗外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喊形成对照：这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
无论出现怎样的隔绝、猜疑和对抗，事情的发展确已证实，微软公司的“人才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通行。高手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场人才的戏剧，看上去只是整个中国20世纪末的一场更大戏剧的一幕。此前虽有“筑巢引凤”、“优胜劣汰”之说流行，但却多有“怀才不遇”、“劣胜优汰”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此后计算机业人才争夺日趋紧迫，也属于当然的215局面。诸如“联想”这样的企业迅速展开其“寻人计划”，大学纷纷开出高价聘请教师，政府也在想方设法构筑“人才高地”，这些都是例证。所以，真正有眼光的人不是一味追究“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而是回看自己为何没有干什么。一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