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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时隔十多年之后，高岗出了问题，郭洪涛于1956年和1958年，两次向中央提出申诉，说“陕北特委和本人在内战时期执行的路线是基本正确的。”要求重新审查他在陕北时的问题。【注16 这部分及以下内容，详见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55～359页。】
1959年11月23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对郭洪涛的申诉，提出《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否定了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1978年，中央组织部又以“组通字36号通知”，将中央监委1959年的《意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政治部。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把关于陕北肃反问题的注释说明抹掉了……
这样的处理，引起了思想混乱，在同志间造成了新的不团结，也引起许多陕北老同志的严重关注。
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张策、张邦英联名给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并中央书记处写报告，建议党中央召开有关同志参加的西北党史座谈会，解决这个问题。
由于陕北肃反关系到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党内的“左”倾路线问题，党中央非常重视。1983年4月，中央决定由李维汉、王首道、冯文彬、荣高堂、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召集座谈会，共同研究解决。中央强调，解决争论问题的方针，是对这段历史进行全面分析，分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团结同志，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这场历史问题的争论。
参加座谈会的有：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郭洪涛、贺晋年、崔天民、李铁轮，他们都是当年陕甘边和陕北两个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同志。经过分别协商和多日座谈，对陕北党史的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取得一致认识。
（一）关于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前期，陕甘边、陕北两个地区的党组织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和支援，最后在刘志丹、谢子长领导下，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创建了大片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和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一重大的功勋，“应当载入光荣史册”。
然而，1935年9、10月间，发生了错误肃反，使陕北苏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机，是党中央到达陕北才得到挽救。
（二）关于错误肃反的问题。座谈会一致肯定了1935年的错误肃反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产物；是王明“左”倾路线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恶性膨胀的产物。重申1942年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对错误肃反问题的处理，以及1942年12月12日《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分清了路线是非；明确了“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郭洪涛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并正确地决定：“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注17 《中央及党务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审查错误肃反决议》中说：“陕甘边区及二十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军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除对戴、聂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
（三）关于郭洪涛在执行王明“左”倾路线中的责任问题。郭洪涛是受王明控制的中央驻北方全权代表派到陕北参加特委领导，执行了“左”倾路线。后来，北方代表根据他所提供的关于陕甘特委和红二十六军的不实情况，又派朱理治和聂鸿钧到陕北进行错误的肃反。在1983年的座谈会期间，五人小组的同志和郭洪涛谈话时，他也说，“陕北的‘左倾’错误我负主要责任。”
对于这段历史的上述结论，为避免以后再出反复，根据五人小组的要求，参加座谈会的八个人都在所形成的文件上签了字。
1983年7月13日，中央发了第28号文件，重申并坚持了1942年延安整风时中央对处理西北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正确的。
纵观高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和西北局工作的过程，他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紧跟党中央、毛泽东，忠实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
值得一提是，高岗出任边区党委书记不久，张闻天就不再担任党的总书记，而由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16 可以说，高岗的思想作风无不受到毛泽东的影响，他在陕甘宁的一切成就，都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之下获得的。他对毛泽东，从救命之恩的感恩戴德，到无限崇敬奉为圣贤，乃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所以这些情感和心态，都使他对毛泽东言听计从。也惟其如此，高岗才站住了脚跟，成为“西北人民的领袖”。
其次，党中央对他着意培植，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巩固与建设陕甘宁边区，中央派了大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直接参加西北局和边区的党政领导工作。如任弼时、徐特立（中央宣传部部长），谢觉哉（西北局副书记、边区参议会副议长），李卓然（西北局宣传部长），林伯渠（边区政府主席），以及李维汉（边区政府秘书长），陈云、南汉辰（财经工作），张爱萍、萧劲光、贺龙（军事工作）等。如果没有他们大量艰辛的工作和诚心诚意的传帮带，高岗绝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正如他在1954年反省时所说：“那时我啥也不懂，都是人家教的。”
如果说，在创业时期，高岗是以刘志丹为楷模，那么在陕甘宁时期，他就是以毛泽东为导师，以一大批诸如张闻天、林伯渠、吴玉章、李维汉、陈云等为先生，步步跟随，努力地干，才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第三，还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其他兄弟根据地军民在敌后抗击日本侵略者，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主力部队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线，保证了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人民能有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进行各方面的建设，仅凭高岗和他的保安部队，是不能担当保卫边区。巩固边区这一重任的。
第四，就高岗个人来说，团结大批外来干部，包括知识分子，虚心向他们学习，齐心合力搞好边区建设，是他得以成功的另一重要原因。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他只认得自己的陕北小山头，狭隘自私“小肚鸡肠”，时时惦记着自己山头的利益，算计着别让那些外来的“能人”把他手中的地盘和权力夺了去；假如他用人唯亲，只相信自己的一帮兄弟，而对“外来户”处处提放，事事刁难，以老大自居，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结果会怎样呢？
最后，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平易近人，雷厉风行的作风，是他受到人们尊敬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驰骋在内蒙荒漠和草原的骑兵司令，还是身居高位的西北局书记，乃至后来当了国家副主席，他始终保持着同下级、同群众亲密无间的关系。平时，他常到伙房与炊事员一道干活儿，同警卫战士一起打球下棋、打扑克，争输赢争得脸红脖子粗，输了一样的钻桌子。过年时，秧歌队来慰问，他就扯条羊肚子毛巾系在头上，加入他们的行列；联欢会上，只要大家喊一声“高书记来一个！”他就会扯起嗓子唱一段陕北道情或信天游。他到营地视察，和战士们一起蹲在地下共餐；到农村调研，同农民一起边干活边拉话，亲如一家。有人说他“不像个领导”，也有人说他“土里土气”。但他不在乎，他就是他，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一个善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高级领导干部。
总之，陕甘宁的成就，不能说没有高岗个人的作用，但要是没有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没有众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军民的努力，以及兄弟解放区的支援，他将一事无成。
然而，后来他过多的看重自己的成就，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头上；加之人们对他过分地美誉、吹捧、奉承、甚至投其所好，纵其所欲，使得他飘飘然，昏昏然。他过高估计自己，过分相信自己，以为自己真的很有能耐、很有水平了。这就严重障碍着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