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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去当连、排长、司务长或文书。但我党并没有掌握这支队伍，“借水养鱼”的计划未能实现。
1931年4月，高岗和张秀山离队到平凉与刘志丹会合后，来到陈国璋新编十三师。陈任命刘志丹为旅长，张秀山任十一旅手枪队队长，旅部驻宁县一带。刘志丹借十一旅之名着手建立革命队伍。高岗发展十一旅与省委的联系。7月，刘志丹收编土匪武装时，遭遇叛徒，被迫离开部队去了南梁，虽然张秀山等18名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十一旅，但建立革命军队的计划再次失败。
“借水养鱼”计划屡遭失败，使他们从中得到教训：虽然兵运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是，在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力量时，要同敌人讲联合，实乃一厢情愿。建立革命武装，还得靠自己。
后来在延安整风时，高岗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说：“党时对武装斗争的认识还很肤浅，并有盲动倾向。多次兵变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搞单纯军事行动，没有把枪杆子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依靠农村大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而是企图进行阵地战攻占城市。总之，没有当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作指导，就必然失败。”
（二）建立革命武装和根据地
在保安县西南，有一片地跨陕甘两省、方圆数百里的南梁山，又称南梁堡，分属保安、甘泉、庆阳、合水四县管辖，但实际是“三不管”，而由当地民团或哥老会管理。这里遍地梢林，交通不便，常有土匪出没。这些土匪和哥老会成员，多为从横山。三边和米脂等地逃荒而来的破产农民。他们苦难深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早在1929年，刘志丹就在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建立陕甘游击队
1931年7月，刘志丹从平凉来到南梁地区。10月，建立四百多人的陕甘游击队。不久，白锡林率领的晋西游击队（阎红彦也在其中）西渡黄河，会同陕北商队的“保运武装”约二百余人，经安定到合水与刘志丹会合。11月，谢子长叶来到这里。
1932年1月，省委决定合并这三不分武装，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长，高岗任二支队二大队指导员。不久，就发生了“三甲原事件”。 2 2月，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高岗任队委会（即党委）委员兼二大队政委。这是第一次在陕甘边区树起工农红军的旗帜。
游击队初建，成分相当复杂，思想觉悟和纪律也较差。部队党委利用在照金休整之机进行整军，纯洁了队伍，加强了纪律，部队的素质明显提高。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得到较大发展，建立了包括旬邑县城在内，以寺村原为中心的72村根据地。然而，由于陕西省委的错误领导，当年4月，这块根据地就丢失了。
2、“临镇脱逃”与西华池起义
1932年6月初，部队攻打宜川县的临镇，阎红彦指挥五支队担任主攻，高岗率二大队在东山寨侧面掩护。战斗失利，五支队被冲散；敌人集中火力攻击东山寨，阵地被夺。部队撤到集义镇休整时不见高岗。以为他擅自离队，决定开除其党籍。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高岗“临镇脱逃”事件。
然而，高岗并未“脱逃”。部队被冲散后，他正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却被中队长党宜山强行缴了枪，拉出20来人，胁迫他一起脱离主力部队，向西转移。走到麻同川东面，天已黑，见有十几个人迎面而来。经询问，是高朗亭率领的延川游击队。于是合编一起，取名“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先锋队”，有高岗和高朗亭带领，进行向西寻找主力部队。
转战中，在安条岭突遭民团伏击，高岗腿受重伤，跌入深沟树丛中，昏迷过去。醒来时，部队已不知去向，敌人也了无踪影。他艰难地爬到一农民家养了几天，稍恢复体力，即转移到化池地区一朋友家继续疗伤。其间，得知1930年他所在的新编第八旅就在西华池一带驻防，共产党员高鹏飞、李树林等额仍在该部担任军官。他非常兴奋，伤未愈即来到西华池，一边养伤，一边策划起义。此时，他又获悉刘志丹的队伍就在宁县盘克原一带活动，遂派人去联系。
经过周密策划，1932年7月19日，高岗和高鹏飞利用部队操练之机，拉出两个连近二百人、枪，带到盘克原，与刘志丹会合。
这是几十次兵变中最成功的一次，全军欢庆。这次起义壮大了革命武装，对后来建立红二十六军起了重大作用。高岗向部队党委汇报了他离队的经过和受伤养伤、策动起义的情况，所谓“临镇脱逃”的真相大白，部队党委决定撤销对他的处分，恢复其职务。
“临镇脱逃”和西华池起义，是高岗政治生涯中的两个重大事件。20多年后，在揭批高岗的座谈会上，又有人提出“临镇脱逃”问题，高岗专门写了书面说明。【注5 关于高岗“临镇脱逃”的问题，直到全国解放后，阎红彦多次揭发，近年还有报刊登载阎的揭发材料，可见影响之大。】
3、红二十六军建立与南下失败
1932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派省委书记杜衡到部队进行改编。他先后在宜君县杨家店子和转角镇召开游击队党员大会，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打游击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高喊“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等口号，要求“在西安附近建立苏区、争取全省胜利”；宣布省委的决定：将红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争取近期内组建一个师，以照金地区为中心开创根据地；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撤销刘志丹、谢子长、高岗、阎红彦等人的职务，调离部队。后经同志们力争，总算把刘志丹留下当了团政治处处长，其他人还是调走了。
这就是高岗反省时所说的“1930年开始搞，刘高张，1932年赶走”。
1933年3月，成立陕甘边特委，【注6 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委员有习仲勋、李妙密、秦舞山等。】同时建立了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游击队主要在三原、富平、耀县、高陵一带活动，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6月，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
此时，杜衡不顾省委指示和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刘志丹率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省委得知后，立即派人赶去拦阻，但已来不及了。结果，红二团在敌军围追堵截下浴血奋战两个多月，牺牲一百余人，弹尽粮绝，在终南山被打垮，刘志丹等领导人下落不明！
4、耀县起义与省委大破坏
1933年春，省委派高岗到驻耀县骑兵团团长王泰吉【注7 王泰吉原是中共党员，1928年渭华暴动失败后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部策应兵变。经过慎密策划，王泰吉于7月21日率部起义，并收编了城里的民团、警察，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全城一片欢腾，当场就有一些农民参加起义队伍，总计约有千余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随后，高岗回省委汇报；王泰吉率“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南下，沿途遭敌人的阻击，损失惨重。转而北上照金，与红二十六军会合时，仅不到二百人、枪。
1933年7月28日，省委在西安福盛楼饭店开会听高岗汇报，突然闯进一群特务。贾拓夫（省委秘书长）和高岗冲出饭店，其他人都被捕了。他们二人及时通知有关同志迅速转移后，贾拓夫派高岗为省委特派员回照金整顿党组织和部队，自己去北方局报告情况。【注8 贾拓夫到北方局汇报后，奉命去上海寻找党中央。此时党中央已转移到中央苏区，贾又前往苏区，以后随中央红军长征回到陕北。】
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后叛变，致使陕、甘两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西安城里四处张贴着敌人的布告和通缉令，报纸上赫然登着重金悬赏捉拿刘志丹、高岗的布告。他一时无法出城，只得躲在杜斌丞【注9 杜斌丞，教育家，曾任榆林中学校长，陕西省政府高级参议等职。毕生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和抗日斗争，并做出重大贡献。1947年3月20日被胡宗南杀害。】家里等待时机。几天后，杜斌丞以上坟为名，将高带出城。
从此，陕西省的工作失去上级领导，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5、陈家坡会议与包家寨会议
1933年8月初，高岗辗转来到照金，此时的照金处境十分险恶。
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人生死未卜；敌人四处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