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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庐山会议实录》，第357页。】
历史竟是如此相似，高岗事件反复被提起，人们自然会担心彭德怀也发生同样的悲剧。但彭德怀毕竟不同于高岗，他没有自杀。但这绝不说明毛泽东对他有任何怜悯之心，也绝不说明毛泽东自己曾标榜的他是“讲情义”的。
1962年1、2月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说，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虽然称赞他讲得好，并不得不出来检讨，让与会者“出气”提意见，但内心却很不服气。
接着，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了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制定了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毛泽东很不赞成刘少奇主持签发的财经小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报告，认为是右倾，过于悲观。
1962年夏秋，从7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就形势、阶级和阶级斗争、农村坚持社会主义等问题多次发表讲话，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右倾翻案风”，其实都是批评刘少奇的。他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8月5日）“现在又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8月6日）“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8月9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8月15日）
于是，刘少奇只得出来作检讨，承认自己对困难估计过分了。
毛泽东并不就此罢休，认为党内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8月13日）他再次强调：“已经被推翻的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中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这些话的矛头主要都是对着刘少奇的。
1964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之前，毛泽东正在和一些先到会的同志闲谈，见刘少奇进来，便含沙射影地说：“好了，我让位，请少奇来。”
1964年底，在一次研究关于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问题的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注9 赵家梁笔记。】
这些迹象表明，毛泽东已经把他与刘少奇的斗争升级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甚至是夺权斗争。
“四清”运动开始，刘少奇说，光开调查会不行了，要工作组下去搞扎根串联。开调查会是毛历来的主张，听刘少奇如此说，他心里很不高兴。后来，在一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文件和“四清、四不清”问题的讨论中，毛泽东强调四清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插话说：“四清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注10 赵家梁笔记。】
事后，毛泽东说刘少奇剥夺了党章给他的权利，不让他讲话，执意要刘少奇检讨认错。而刘少奇却拒绝低头认错，弄的毛泽东一时下不了台。最后还是由周恩来、贺龙、安子文等人出面做工作，刘少奇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毛泽东自认有理，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原则问题。【注11 赵家梁笔记。】
显然，毛泽东有意把他同刘少奇的意见分歧公开化，后来又多次在中央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刘少奇。刘少奇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再次违心地作了检讨。
此时的毛泽东已根本不打算放过刘少奇。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政治扩大会议上讲接班人条件第三条时，说到高岗：“原想把他留在党内，保留中央委员，去陕北当地委书记。但他死了，很遗憾……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注12 赵家梁：1992年11月20日谈话记录。】这话令与会者震惊，许多人并不了解毛泽东指的是谁，也有些人不免想到，这是否暗示，是刘少奇把高岗搞死的？
不到一个月，即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第九篇文章（即“九评”），其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各级领导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人们马上意识到，毛泽东又要整人了。他要整谁呢？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决战的火药味越来越浓。1966年5月，毛泽东亲自点燃“文化大革命”之火后，便跑到外地，有意让刘少奇自我暴露，自投落网（与1953年12月点燃“倒高”之火后，就去杭州的情况何其相似）。8月，在八届11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他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对他的无比信赖，实现他最终打倒刘少奇的计划。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去谈话，一面亲切热情接待，一面关切地询问被红卫兵扣押的女儿的情况。刘少奇心灰意冷，提出辞职回家种田的要求。毛泽东沉吟不语，始终不置可否，只是建议他认真读书，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第二天，刘少奇就被禁闭起来。
1968年，党的八届12中全会上，刘少奇被加以“叛徒、内奸、工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等罪名，永远开除其出党，撤消其一切职务。1969年10月17日，造反派们不顾他身患重病，强行将他秘密押送至开封，抛在一个旧银行的地下室里。27天之后，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悲惨去世（这与高岗当年所受冷遇又何其相似，却又更为悲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53年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1969年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从精神到肉体消灭刘少奇，经历了整整16个年头。
回顾这段往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高饶事件”不是孤立的，它只是毛泽东解决接班人问题过程的一个插曲。
建国以来，为了巩固社会主义江山，毛泽东进行过许多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思想教育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斗争的范围由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到抓“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进而“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最后竟然荒唐地提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由“洗脸、扫地”式的整风运动，到“洗澡、下楼”式的“四清”运动，直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文化大革命”；从“下毛毛雨”，各自都作自我批评，到“狂风暴雨”。大轰大嗡、口诛笔伐，直到发动红卫兵造反，“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样七都八斗的结果，什么“高饶反党联盟”，“潘扬反革命集团”，“胡风反党集团”，“彭德怀反党集团”，等等等等，最后是 “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各类“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一大批追随毛泽东一起打江山，建设新中国的老革命，新干部都被斗下去了，连与毛泽东又着几十年战斗友情的刘少奇等也不放过。好不容易建设起来的新中国，被斗的濒临崩溃；原本威望极高的中共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共产主义信仰发生动摇……
与此相伴随的是选择新的接班人，不料却作了个失败的选择——林彪。这个失败对毛泽东的打击是致命的。认真想来，这样的斗争，究竟谁是赢家？当风烛残年的毛泽东面对这一切回首往事的时候，党他对江青说，自己将来也会被“打得粉碎”的时候，当他在临终前写下那“你办事，我放心”的遗言的时候，又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接班人这件大事，依然了犹未了！
回过头来看，高岗的问题又何曾了却？
在高岗死后的许多年里，毛泽东仍然经常提到他。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高岗，提到高岗之死，他说：“高岗的事，我有责任，约了谈话，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拟保留中央委员，